事不关己，关己则乱。这句话用在人们对待教育的态度上再适合不过了。国家希望通过加强教育为民族复新培养人才，家长希望通过教育让孩子过上体面富足的生活。为此，教育理念花样翻新，种种国产的、泊来的教学方法轮番上阵，中国的孩子们做了六十年的试验品，可是也没有出现几个杰出人物。因为，全社会都忘记了一件事，教育过程必需和人的智力发育过程匹配，也必需和文化传统匹配，这适用于所有人。
有史以来数千年，人类的智力水平其实并未得到显著提高，只是由于知识积累，现代人貌似比古代人更聪明，这只是假象，因为人群中出现杰出人物的比例基本上没什么变化。因此，教育就应该有长期不变的规律，主要体现在认知培养上。不能说现代信息爆炸了，人的认知过程就变了。人生下来吃母乳，什么时候加辅食，什么时候断奶，什么时候学习说话，什么时候接触艺术，什么时候培养逻辑思维，都有基本的时间规律。
现在的教育总是试图突破或者忽视这个规律。比如写作文，小学三年级不应该学习写作文，而应该把词汇和造句基础打好，五年级以后再学习简单写作，正式培养写作应该放在初中。现实如何？汉语词汇掌握不足，句式变化能力不足，直接写作，属于无本之木，难怪现在中国人的中文水平那么差！可以说是中华文明诞生以来最差的时候。
再如，现在绝大多数高中都要在两年内把课程学完，高三专门用来做题备考，这种方法是把人当作反刍的牛羊了，先把草料（课程内容）塞进去，再吐出来慢慢咀嚼，这完全违反人类的认知过程。既然人的生理决定了教育必需遵循基本规律，那么为什么现在的教育要拔苗助长？因为现在的教育预设了具体目标。什么目标？过去是又红又专的人才，现在是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或者培养大师之类的目标。
举个例子，云南西双版纳把很多原始森林砍了种植橡胶树，目标就是割胶，那能指望橡胶林里产生良好的生态系统和参天巨树吗？一旦有了具体目标，教育就会舍弃顺其自然的原则，被教育者就会削足适履地配合这个目标，这样就会限制多样人才的产生。现在的基础教育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上大学，而且是985、211，在这个目标牵引下，成才实际上已经不是被教育者的目标。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的教育要预设这么明确的目标呢？
因为近代以来我们落后了，我们要奋起直追。有志之士的这种愿望可以理解，但社会发展自有其规律，不以几个人或者几代人的愿望而变。中华文化的弱势其实早在宋代就开始了，只不过文明的衰弱很缓慢，在近代达到了质变的阶段。
不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文明的兴起和衰弱，则很容易急躁地想通过短期教育的加强而把文明的颓势扭转过来，这好似痴人说梦，康梁变法、三民主义、共产主义都只是在社会制度上一点点地变革，至于扭转文明的惯性则杯水车薪。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越想赶超别人，越要稳住阵脚。
稳住教育的阵脚，就是去掉那些违反客观规律的教育目标，让教育政策去芜存真、回归自然，让人顺其自然地发展，这样才能形成天然林，而不是再生林。花草树木应有尽有，我们建设未来才能有各种各样的材料。回溯中国历史上的教育，教育都是自由发展的。自从商周封建时代结束，公众教育就逐渐成为历代汉族政权选拔人才的保障。
汉朝设立太学，学生学习几年后考试，成绩优者进入宫廷成为直接服务于皇帝的郎官，成绩劣者到地方上做补吏，后来曾设了举孝廉制度，使人才可以上下、内外流动，而基本教育是在家庭和太学完成的。到了唐朝，为了打破门阀势力，建立了科举制度，那时的科举有很多种，用以选拔不同类型的人才，基础教育是在门第内完成。五代之后，门第衰落，书院兴起，承担了教育的基本责任。
从明朝开始，教育才有了明确的目标：入仕做官，由此教育内容集中到四书五经，考试形式僵化为八股文。清朝在各地设立了专门的教育管理和考试机构，目的更加明确，就是限制汉人的思想。因此，明朝之后，杰出人才的水平和数量都呈下降趋势，我们如今推崇汉唐是有道理的。目前，我们的教育政策既不因循传统，也未真正吸取发达国家经验，而是根据政治号召设定目标，太过随意。
以前的种种教育改革多数是胡来，古代的教育和人才培养策略都是由大思想家和最高统治者确定的，而现在的教育政策由教育部一些官员确定，他们何德何能承担如此重任。强烈建议，取消那些不切实际的教育目标，将合乎人类认知发展规律的的教育政策提升为法律，由最高权力机构经过广泛讨论确定，任何人不得随意改动。教育是个人的事、家庭的事、国家的事、民族的事、文明传承的事，应该发动最广泛的智慧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