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由南京先后迁往长沙、南岳、广西阳朔，并于1939年初到达重庆北碚。在当时那个局势动荡、生活艰苦、物资匮乏的年代，一批中国科学家怀着为中国延续科学火种的信念，在重庆坚持科学研究。当时坚持下来的人当中，后来有许多成为新中国科学界的开拓者。科学网张晓良的博文“一张珍贵的老照片”介绍了李约瑟访问动植物研究所时的一张合影，其中人物可窥见一斑。
李约瑟还撰文介绍当时在北碚的科学研究工作，其中提到刘建康先生研究斗鱼鳃中氯化物分泌细胞问题。刘建康关于硫酸钠诱导斗鱼氯化物分泌细胞发育的研究报告，后来由李约瑟带到英国，于1944年在Nature (153: 252) 作为 Letters to editor 发表。
刘建康先生1917年9月1日出生于江苏吴江，中学毕业后先考入东吴大学理学院生物系，1937年又在重庆借读于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38年秋毕业。后经老师推荐，于1939年到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跟随伍献文先生从事鱼类学研究，1941年任该所助理研究员。他在伍献文先生指导下开展了鳝鱼用口喉部上皮组织进行呼吸的研究，之后又独立开展了斗鱼的氯化物分泌细胞以及鳝鱼的性别转变等研究。
发表于Nature的研究报告就是其中的一个研究结果。在此之前，国外有人发现鳗鱼在鳃上形成氯化物分泌细胞以适应海水的高盐度，刘建康也报道了生活于淡水的斗鱼适应食盐浓度升高在鳃上大量形成这种细胞。发表于Nature的报告进一步揭示，硫酸钠也能诱导斗鱼形成氯化物分泌细胞。因此，这种细胞的泌盐功能可能不限于氯化钠。
有趣的是，刘建康先生在亲自撰写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把这篇Nature文章列为自己最重要的代表作。当时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办有学术刊物Sinensia，对内称为“中央研究院动植物所丛刊”，该所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于这一份丛刊。刘建康对于生物学最重要的贡献——鳝鱼性别转换的发现就是如此。
刘建康先生在自述文章中这样介绍对于鳝鱼性别转换的研究：“1944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以及1951年发表的“鳝鱼雌雄逆转时生殖腺的组织学改变”等两篇文章，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性别转变在脊椎动物里绝大多数属于畸形状态，但在鳝鱼中则是正常的、规律性地由成熟的雌性转变成为成熟的雄性。
1944年，文献发表以后，英国皇家学会博洛( W. S. Bullough )博士在荷兰乌德勒支大学讲学时就作了介绍，并在1947年的英国《自然》杂志[ Nature , 160(4053): 9～11]上撰文对此项发现的意义作了评价，以后在日本、美国的有关研究论文和苏联的农学教材中都引用了我1944年的那篇文章。”
如今，将至九十七华诞的刘建康先生仍思维清晰，口齿清楚。有后生问起，他会饶有兴致地解说当年在重庆发生的那段科学传奇。那一代人及其科学成就留给我们许多遐想，他们的选择与我们今天的某些主流观念如此之悬殊。最后，我以刘建康先生治学格言结束本文：“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