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
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在伦敦寓所逝世，享年65岁，三天之后下葬于伦敦城北的海格特公墓。
3月17日是个星期六，墓园里比平日还要宁静，参加葬礼的有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家人好友共13人，马克思的遗体与15个月前去世的夫人燕妮被安葬在同一墓穴里。
原本墓穴上仅有简陋的装饰，1954年英国共产党出资在邻近择地移葬，并延请英国雕塑家布拉德肖制成马克思头像置于碑座之上，碑面上用金字镌刻着《共产党宣言》中最后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名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恩格斯用沉重的语气开始了他的演说：“3月14日下午二时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当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这段关于科学是历史上的推动和革命力量的引文也出自这篇悼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科学与生产力关系的经典表述。
恩格斯的演说最早以德文发表在1883年3月22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原题“卡尔·马克思的葬仪”，除了恩格斯的演说之外，这篇文章对葬礼的过程也作了简要的记述，完整的中文译文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恩格斯这篇演说词的全文，也被收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本，题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国的每位高中生应该都熟知其内容。
在恩格斯讲话之前，《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雷姆克代表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向马克思的灵柩敬献了两只系着红带的花圈。之后就是恩格斯的那篇著名演说，是用英语讲的。恩格斯讲话之后，马克思的大女婿夏尔·龙格用法文宣读了几份悼词和唁电，先后来自俄国社会主义者彼·拉甫罗夫、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书记莱宾、西班牙工人党（马德里联合会）代表霍赛·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最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德语演说。整个葬礼犹如一个国际论坛。
除了上面几个人，恩格斯提到的葬礼出席者还有马克思的二女婿保尔·拉法格、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被判处五年徒刑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格·罗赫纳，以及两位自然科学界的一流学者：化学家肖莱马与动物学家兰开斯特，他们俩人都是皇家学会会员，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朋友。
肖莱马是一位德国出生的有机化学家，供职于曼彻斯特大学，被认为是石油化学的先驱，也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忠诚党员。兰开斯特是伦敦大学学院和牛津大学教授，专攻无脊椎动物学和进化生物学，曾任英国自然史博物馆第三任馆长。
以上连同恩格斯本人在内共9人，按照相关文献的记述，当天到场出席葬礼的共有13人，其余未被恩格斯提到名字的四个人应该是小女儿埃莉诺、埃莉诺的男友艾威林、马克思家人的忠实朋友与管家琳衡，以及诗人、社会主义者与埃莉诺的朋友拉德福德。
马克思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卡洛琳生下来就随父母流亡，1872年嫁给了法国记者与激进的社会活动家龙格，早于马克思两个月在法国去世。
二女儿劳拉1868年嫁给了在第一国际工作的法国革命者拉法格，1911年11月5日夫妇二人在巴黎寓所注射氰化物自杀，拉法格在遗书中写道：“我在无情的老年之前自愿结束生命，衰老的年龄夺走了我一个又一个的喜悦和乐趣，剥夺了我的身体和精神力量，麻痹我的能量，破坏我的意志，使我成为自己和他人的负担……我带着无比的喜悦死去，因为我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为之献身四十五年的事业将取得胜利。”
小女儿最受家人宠爱，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她就在书房里玩耍，家人都以昵称叫她“杜西”。她与阿维林是恋爱关系，但一直没有结婚，1898年埃莉诺发现阿维林不忠后服毒自杀。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此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个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仅数日，恩格斯就读到了并向马克思推荐，他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下，我现在阅读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此书写得非常好。目的论有一个方面一直没有被驳倒，现在（达尔文）把它批倒了。此外，至今还没有过那样成功解释自然界历史发展的光荣尝试。”马克思后来也阅读了《物种起源》并对达尔文表示钦佩，他复信恩格斯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包含我们的理论的自然科学基础。
”1873年6月16日，马克思把刚出版的德文《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赠送给达尔文，这一带有他亲笔题词的珍贵版本至今保藏在达尔文晚年的住所里。
达尔文收到马克思赠书后，1873年10月1日复信道：“我感谢你送给我你的伟大著作《资本论》的荣誉；我深愿我能够更深切的了解那些政治经济学上深邃而且重要的题目，使我受之无愧，虽然我们两人的研究方面是这样的不同，但我相信我们都是努力希望扩张知识的人；并且经此长途以后，一定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的。”
有人在达尔文档案中发现一封措辞委婉的拒绝信底稿，因此多年来流传着一个不实的传说，称马克思曾致信达尔文希望把《资本论》题献给他，但遭到后者的拒绝。其实达尔文那通草稿是写给马克思幼女之男友阿维林的，后者有自然科学的学位，曾受恩格斯委托翻译《资本论》第一卷，也是达尔文学说的热情拥戴者，政治上非常激进。
1880年10月12日阿维林致信达尔文，想把自己编辑的小册子《向大学生介绍达尔文》题献给他，后者很客气地谢绝了，此事与马克思毫无关系。这一误解最早出自苏联1931年出版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后来又经一些权威专家宣传，也曾流传中国。直到197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尔克哈尔德在剑桥大学达尔文档案中发现了阿维林致达尔文信的原件，这一流传数十年的误会才被澄清。
马克思旅居英伦之际，正是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取得辉煌胜利的时代。在谈到蒸汽机这一时代发明的意义时，马克思写道：“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是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
”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的举行就是英国工业革命成果的一次大检阅，马克思曾亲临现场参观并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机器生产对于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他也敏锐地观察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将成为工业生产与世界经济的中心。
19世纪中叶，以蒸汽为驱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已基本完成，主要由电力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初现端倪。
1848－1849年席卷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重新开始了流亡生活，1849年8月移居英国伦敦并在此度过余生。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中，记下了1850年夏天对马克思的一次访问，以及伴随而来的故事和感想：“不久我们就谈到自然科学。马克思嘲笑欧洲胜利的反动势力幻想着他们已经扼杀了革命，而没有想到自然科学已在准备另一种新的革命。
蒸汽之王在上一个世纪使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它的统治将终结，另一个更强大的革命力量将取而代之，那就是电力的火花。接着他兴奋地告诉我，最近在摄政街上陈列着一个拉着一列火车的电动机车模型。”
“经济的革命之后会有一个政治的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在谈到科学与机器的这种进步时，他的世界观，尤其是那种叫作唯物史观的东西，表现得是如此清晰。
第二天早晨，那汹涌不定的思潮终于驱使我再度出门，急匆匆地奔向摄政街，要看一看那模型——那现代的特洛伊木马。资产阶级在自杀的眩惑中很高兴地把它引进了自己的伊利翁城，象从前特洛伊的男女们所做的一样。那木马会给他们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神圣的伊利翁城毁灭的日子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