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1818.2.26~1884.9.24），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清末科学家。他少负不羁之才，却连秀才也不曾考中；他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轮船，是同治皇帝钦点的“天下第一巧匠”；他翻译了元素周期表，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教授科学技术的学校，发行了中国第一种科学技术期刊……他就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和启蒙者，清末科学先驱、翻译家徐寿。
1880年冬，英国知名学术期刊《自然》杂志的编辑斯通博士收到了一封千里之外的来信，寄信人是来自上海的“John Fryer”（傅兰雅）。这封信原本是寄给爱尔兰物理学家丁达尔的私人信件，但寄信人认为信中所述的现象值得被引起更广泛的关注，所以他依照当时的学术惯例将信的副本寄给了《自然》杂志的编辑。
文章作者提到了自己的同事徐寿对于丁达尔所著《声学》一书的质疑。丁达尔在书中提到，无论其是双侧开口管还是单侧闭口管，吹奏时的振动数，在一定时间内均与管长成反比。换言之，管长与吹奏频率成反比，故将管长截去一半可以使音阶提高八度，或曰使频率翻倍。上述结论即经典声学理论中的伯努利定律。然而徐寿的实验却显示上述结论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将弦、开口管和闭口管混为一谈。
徐寿的实验十分简单，他首先取一支长9英寸的开口铜管，对准一端的管口吹气，记录下产生的音调。然后将铜管截掉一半，然后用同样的动作朝余下的4.5英寸铜管吹气，发现不能发出高八度的音。然而，如果再截短半英寸，余下的4英寸铜管就可以准确地发出高八度的音。通过截取不同长度、不同直径的乐管做实验，发现结果惊人的一致。也就是说，截取原管长的4/9，即可以使乐管准确地发出高八度的声音。
徐寿同时研究了西洋键孔竖笛，发现其设计亦符合上述比例。
尽管傅兰雅作为主笔完成了英文稿件的撰写，但信中的内容主要是翻译了清末科学家徐寿于1880年8月发表在《格致汇编》上的论文《考证律吕说》。
徐寿（1818.2.26~1884.9.24），字生元，号雪村，江苏无锡人，清末科学家。徐寿幼时丧父，但母亲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徐寿自幼聪颖，不但饱读诗书，对于书中内容还颇有独特见解。
徐寿所处的时代，西学东渐的浪潮方兴未艾，但是科举考试依然是众多寒门学子上升的捷径。只是善于思辨的徐寿无法适应旧式的科举考试，以至于少负不羁之才的他甚至连秀才也没考中。在徐寿看来，八股文“无裨实用”，转而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
17岁时，徐寿的母亲去世。此时的徐寿生计无着，一度靠维修农具、乐器等维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晚清诗人华翼纶。华翼纶颇有爱才之心，遂邀徐寿至家中，并介绍给自己的长子华蘅芳和次子华世芳。不久，徐寿与华蘅芳一起来到上海，拜访了近代著名科学家李善兰。
上海之旅二人收获颇丰。徐寿不仅购买了以《博物新编》为代表的大量国外科技译作，同时采购了一批实验仪器。徐寿的涉猎十分广泛，“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竟委”。自上海回乡之后，不仅亲自演算，还根据书上所述步骤动手实验。遇到手头没有的仪器，徐寿便亲自动手制作。据记载，徐寿曾制作指南针、象限仪等多种工具，甚至还制作过结构颇为复杂的自鸣钟。
1860年，天平军的兵锋已经波及到了江浙地区，身处无锡的徐寿也被迫离开家乡。此时正值两江总督曾国藩驻扎安庆，在江苏巡抚薛焕的举荐下，徐寿、华蘅芳两人入职安庆内军械所，专办制造事宜。在曾国藩的支持下，徐寿等人花费四年时间，研制出我国第一艘机动轮船“黄鹄号”。
“黄鹄号”的成功令国人为之振奋，曾国藩在日记中如是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大喜过望的同治皇帝御赐徐寿“天下第一巧匠”的悬额以资鼓励。
“黄鹄号”建造成功后不久，徐寿便上书曾国藩，建议开煤炼铁、自造火炮、操练水师、翻译西书。然而曾国藩却回信斥责“来禀所陈，似多出于揣度之词，不得要领”，并要求徐寿专心制造轮船，勿要妄论其它实务。
徐寿见无法得到曾国藩的支持，于是转而求助于江南制造总局会办冯俊光和沈宝靖。冯俊光等人很支持徐寿的想法，于是在江南制造总局设立了翻译馆。
翻译馆先后聘请中外学者59人参加译书，其中外国学者包括傅兰雅(John Fryer)、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n)、卫理(Edward T. Williams)、藤田丰八等，一大批中国学者如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徐建寅等也参与其中。
徐寿等人与外国学者合作，先后完成了《汽机发轫》《金石识别》《运规约指》等图书的翻译，赢得广泛好评。曾国藩也一改往日的态度，盛赞“该局员等殚精竭虑，创此宏观，实属著有成效”。
徐寿本人也参与了众多图书的翻译工作，其中化学类图书的翻译较为系统，堪称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当时化学知识在国内传播最大的障碍乃是化学元素的翻译。
有人主张将化学元素符号的字母音译转写为汉字，如将“锂”译作“梨”；有人主张直接将化学元素对应单词直接音译，如将“锰”译为“孟葛尼斯”；还有人主张应结合元素的性质，如将“氢”译作“轻”等等。混乱的翻译不仅让人莫衷一是，也影响了人们对于相关资料的理解，极大阻碍了化学知识的传播。
相传，徐寿翻译过程中还受到了明朝皇室家谱的启发。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要求后辈取名时首字依照辈份，末字遵循“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的顺序。随着皇室子孙越来越多，不得已启用了众多生僻甚至生造的汉字。在《化学鉴原》一书中，徐寿如是写道：“西国质名，字多音繁，翻译华文，不能尽叶。今惟以一字为原质之名，取罗马文之音首，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
社会的进步，不仅仅依赖于新的技术，更依赖于不拘一格的人才。徐寿很早便意识到了这一点。1874年，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常以创办一家兼具阅览室和展览馆职能的机构。当时身为筹办机构董事会的成员，徐寿、傅兰雅建议不仅仅要创办一个阅览室，还要办成一所新式讲堂，以培养科技人才。
筹办书院，最大的障碍在于资金短缺。为此徐寿东奔西走，上书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伯羲，得到财政拨款2,000两白银。
同时他又联系上海道台冯焌光，获得捐赠白银2,000两。再加上其他中外人士的捐赠，共筹募到白银5,000两。1876年6月22日，学校落成，取名“格致书院”，英文定名为“The Chinese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以“格物致知，求实求是”为校训。
就在开办格致书院的同年，徐寿又与傅兰雅共同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份综合性中文科学期刊《格致汇编》。《格致汇编》旨在向大众普及科学基础知识，对西方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具有极为重要意义。徐寿在《格致汇编序》中指出了创办《格致汇编》的初衷：“此《汇编》之意, 欲将西方格致之学，广行于中华, 令中士之人不无裨益。”
徐寿将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全部奉献给了格致书院。1884年，徐寿逝世，葬于今无锡市梅园公墓。程培芳在《徐雪村先生序》中称赞徐寿“奇杰士”。徐寿曾指出“格致之理必藉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楷”。格物而后致知，也是徐寿一生波澜壮阔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