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李政道先生95华诞
1972年秋，李政道先生和夫人秦惠䇹女士经欧洲到了上海，几天后抵达北京。这是他自1946年随吴大猷老师去美国学习并获诺贝尔奖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上海是他儿时成长的地方，北京却是他第一次到访。有关部门安排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参观了一些地方，包括到大学和研究所去访问和座谈。他看到“文革”中国内科学和教育停顿，十分不安。
由于他对国内情况了解得不够，在周恩来总理接见他们夫妇时，他只是向周总理强调了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的重要。
1974年政道先生再次回国前，做了认真的准备。由于中美仍未通航，他与夫人经欧洲到香港，从深圳入境，先到上海。他要求参观复旦大学及上海芭蕾舞学校，对当时国内教育情况做了进一步的了解。参观访问后，连夜写了“参观上海复旦大学后的一些建议”，到北京即请老友朱光亚呈周恩来总理，并请总理转呈毛泽东主席。
在周总理和当时中央领导人接见他和夫人时，他为科学人才培养问题与江青等“四人帮”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辩论，尽管毛泽东主席在后来接见他时，赞同他对发展科学及人才培养的一些意见。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政道先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与美国的潘诺夫斯基教授、吴健雄教授、袁家骝教授等一起研究如何帮助中国发展科学。
1977年2月第三次访华，当时的华国锋主席接见他时，他也陈述了发展科学、尤其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且培养人才是关键。华国锋亦表示赞成他的意见。政道先生返美国后，一面与潘诺夫斯基教授、吴健雄教授、袁家骝等学者研究中国正准备建设加速器的方案，提出了建设规模不太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一面与更多美国高能物理界科学家商讨促进两国高能物理领域研究的合作。
促成了1979年开始的中美两国政府间高能物理研究的正式合作，确保了后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的成功。
1979年5月开始，政道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给研究生开设了“统计力学”和“场论和粒子物理”两门课，每天讲一上午，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强化补课，讲完了他在美国二三年的课程。
原计划给两百多位研究生讲课，结果全国有33个研究单位、78所高校共1000多人来参加听课，由于“文革”十年的封闭，国内学者几乎完全不了解国际科技的发展情况。所以很多老一辈学者，甚至著名科学家赵忠尧、张文裕、朱光亚、朱洪元、胡宁、周光召等都来听课。他每天凌晨三点起来备课，上午讲课，下午是同学之间进行讨论，并且他也常参与其中，帮助他们迅速了解国际现代科学的前沿情况。
每周还有两个中午与年轻学子一起吃中午饭，了解他们听懂多少，听取他们意见。
1979年后，因政道先生一如既往的关心，并投入很大精力帮助中国科学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所以每次来国内时，邓小平、胡耀邦、宋平、胡启立、方毅等领导人都会与他见面，讨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问题。他的很多建议，如：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用自己和夫人的积蓄办的䇹政基金（推动大学生学做研究）等等，都得到邓小平等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和支持。
1986年夏，他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周光召同在瑞士的欧洲核子中心访问，两位物理学家都十分关心中国科学，尤其基础科学的发展，深感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严重落后，仍处于“文革”停顿后的“恢复”阶段，不但学术信息获取不畅，国家经济又十分困难，研究人员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很多“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优秀人才都出国去了。他们两位忧心忡忡，希望能找到解决的办法。
他们设想，建立一个学术机构，让国内学者持续及时了解到国外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在学术上能够充分自由讨论交流、并解决稳住中青年优秀人才的鼓励机制，这种机构对当时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1986年10月正式成立。世界实验室主任齐基基教授专程来北京祝贺。邓小平接见了他，并对世界实验室的支持表示感谢。周光召亲拟中心章程，规定了中心由主任负责。并提议，政道先生为中心“终身主任”。周光召为副主任。1998年路甬祥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后也担任该中心副主任。
中心旨在支持和帮助中国科学技术人员获得科技信息并进行学术交流，资助科研人员在中国国内进行基础前沿研究，建立不受行政和学术流派影响的宽松学术环境。各种学术观点均可得到展现。
中心主要工作是常年不断举行各种学术交流研讨会，向全国开放。让国内学者及时了解国内外学术进展的情况。同时，进行学术的交流，培养人才。
由政道先生领导的中心，聘请了30多位国内物理学为主的、有一定的成就并在研究第一线的科学家，其中大都是中青年院士，组成中心学术顾问委员会。每年开两次会，对国外学术的发展及国内的需求，进行认真分析研究后，确定下一个半年的各个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各个学术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一般都选定该研究领域第一线的领军人物进行组织工作，并确定人数和时间的分配。
大型国际学术活动为顾问委员会选定国际前沿和国内急需的学术研究议题后，由政道先生亲自策划、组织、安排和主持。如1987年举行的“粲物理”国际研讨会，就是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建造即将建成时，为确定首先进行的物理实验题目。这个会议就是国际上“粲物理”顶尖的理论和实验学者共同深入研讨，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及北京谱仪上首批开展物理实验项目有极大的作用。对国际“粲物理”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
中心还按政道先生“雪中送炭”的思想，针对国内特定的需要，举办特别的强化培训班，如1988年国内计划在上海建设一个同步辐射光源，急需培养一些年轻的骨干人才。于是中心在1998年和美国加速器学校（USPAS）合作从美国、欧洲聘请了30位国际上著名的加速器物理和技术专家，2名中国加速器专家为教师，在北京开办了“1998年中国加速器物理学校”（CAPS98）。
来自全国相关大学和研究所的118人（其中博士35人、硕士23人、研究生33人、学士23人、其他4人）参加了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强化培训。开始两周全体都上“加速器引论”的基础课，后两周共开14门专题课，每个学员可选两门。每天师生都从清晨到深夜一起学习、讨论，强度很大，为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加速器建设和运行培养了一批人才。
1986年中心成立时，国内大学和研究所的计算机性能很低且很少，大大影响了很多科学研究的进行，因此国内急需大型计算机。在政道先生推动下，中心与世界实验室商定，由世界实验室出资近70万美元为中心购买了当时很先进的美国DEC公司的VAX8550计算机和配套设备，无偿向全国科技人员开放，当时有几百名科技人员使用了这台机器。这台VAX8550的CPU的利用率达90%以上，是当时国内利用率最高的计算机之一。
1986年夏，李政道与周光召在瑞士CERN讨论中国科学发展时，令两人都十分忧愁的还有当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中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待遇太低这一问题，一级研究员每月工资才人民币360元。“文革”前大学毕业的研究人员每月仅几十元，以致一些优秀的中青年科学家纷纷出国去工作，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队伍很不稳定，人才流失现象很严重。而当时国家的经济力量又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政道先生提出了通过世界实验室提供的资助，先在中心的凝聚态物理、粒子物理和同步辐射、天文及天体物理、理论物理四个领域，聘请少数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中青年骨干为中心研究成员，任期一年。给他们相当的津贴，改善他们的生活，以稳住他们在国内进行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员分特别成员和一般成员两类。
特别成员一般在55岁以下，可连任一次，1986—1989年共三届，每人每年可获6000美元的津贴，其中5000美元可自己支配，共55人；一般成员一般40岁以下，不得连任，三届共72人，每人每年可获4000美元津贴，其中3000美元可自己支配。经政道先生与世界实验室多次研究，世界实验室同意提供这笔费用。政道先生亲自主持评选委员会，认真、严格、公正评定了在国内相关学术领域有成就的中青年骨干。
除学术成就外，唯一的条件是他们在任期内必须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这样的津贴大大改善了这些优秀中青年骨干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某种程度，稳住了一些物理学研究人才，1989年后，世界实验室停止了这项资助。但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国内科技人员的生活待遇也已有了很大提高。
中心还设立了另一个“协联成员”的激励机制，激励国内科研人员，尤其是年轻科研人员参与国际科学的交流与竞争。
国内科学工作者均可申请为中心的“协联成员”。凡在中心规定的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科学论文的“协联成员”，均可获中心100美元以上的奖金。这个措施大大改善了当时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优秀中青年研究人员的生活条件，30多年后这些人均已成材，成为了中国基础科学的领军人物了，仍会常回忆当年靠中心资助的津贴“脱贫”的情况。
中心不但学术上由政道先生直接领导，而且行政管理上亦由他直接领导，他强调中心只是个为学术交流、沟通的平台。中心的管理工作就是服务。中心内不设机构。中心学术方面工作由叶铭汉院士和赵维勤研究员协助，成立前期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工作曾先后由裘照明、李小源协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工程时期，政道先生在国内的主要精力放在帮助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造上。我负责他与工程领导小组的联系、沟通。
1987年工程结束后，我到中国科学办公厅工作后就兼任中心秘书长，协助他处理中心及他在国内其他工作。从1983年开始，政道先生在国内期间，我都全程陪同并协助他工作。1996年他的夫人秦惠䇹女士逝世后，他每次回国时，我每天晚饭后与他一起讨论工作或陪他聊天至深夜。他学术渊博，使我受益匪浅。他不在国内期间，每天还都与我有传真来往，有时甚至有二三个传真。他还常让他身边的弟子庞阳给我打电话，传达他的意见。
2000年我从科学院退休后，仍在中心工作，直到2007年我因患脑血栓请辞彻底退休。
中心机构简单，人员很少。除上述几位协助他工作外，中心正式在编人员只有滕丽、吴少华二位负责中心与有关部委、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外事局、计划局等部门日常事务的联系，以及中心内部财务出纳和管理外聘的几位文秘、司机和勤杂人员。王垂林负责计算机管理和维护工作。政道先生亲力亲为，大到安排与中央领导同志的会面，小到过年贺卡的制作，他亲自过问安排，甚至手把手教外聘的年轻工作人员，复印及整理文件。
中心是由中国政府和世界实验室共同出资，中国国家计委投资建设办公和会议场所、部分参加会议人的住宿公寓以及购买车辆等。中国科学院则负责拨发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日常行政费用。中心不设财务部门，国内的财务由科学院办公厅财务处代为管理。凡是当时中国财政规定不能报销的一些费用，如部分来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及研究生的交通和在京开会的食宿费用，招待宴请国内外科学家、艺术家以及下午茶等费用均向世界实验室核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物资还十分匮乏，中心的办公家俱等均由意大利进口，公寓的煤气罐由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批了才解决的。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对科学技术投入也有了大幅增加。世界实验室2005年后停止了对中心资助。此后，中心的经费全由中国方面支持。
1986年中心开始举办学术活动时，政道先生提出，要在会议休息时，提供咖啡和小点心，称“下午茶”。因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才几十元。
而北京“友谊宾馆”一杯咖啡就要30多元，国内学术会议从未有过这样高的“待遇”。我表示，“是否太奢侈了”。政道先生当即对我说：“你就先办吧，但可以买大瓶的雀巢咖啡来自己冲兑，可以便宜些。”还开玩笑说：“别兑水太多，太稀了啊。”他显然知道，我虽照办了，但并没想通。几天后，一次晚饭之余，喝茶聊天时，他说：“我知道你没想通。
下午茶源于英国剑桥、牛津大学已几百年了，它对科学的交流沟通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科学家在下午休息时，边喝咖啡或茶，边自由、轻松谈天；特别是不同学科或学术观点在交谈中得到启发，而产生了很多突破，甚至是很多诺贝尔奖项目产生的源头”。由此不但使我对“下午茶”在科技发展的作用有了了解，也更加深了我对广泛、自由、宽松环境下的交流、沟通碰撞出思想火花对科学技术的突破作用的理解。
特别我们中心，一般同时进行几个不同学术领域的学术“工作月”，“下午茶”时，使各不同“工作月”参加者互相认识、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彼此有着很好的促进。现在“下午茶”在国内被称之为“茶歇”，已成为国内学术活动的程序了。“下午茶”也应算是中心在中国的首创吧。
每次专题“工作月”和国际学术会议后，中心都总结出版一本论文集，对推动国内有关领域研究有很好的作用。
至2006年9月，20年来中心每月都会举办一次以上人数及时间长短不等的“工作月”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累计共350次以上，参加者超过2万6千人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18次，几千人参加。“中心”内部出版国内学术文集168集，国际学术会议文集12集，国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达3991篇。由于中心这个激励的方式带动了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对优秀科学论文的奖励。
使2005年我国学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被SCI收录的总数已进入世界各国排名第五。
因此，中心在“文革”后对中国科学工作的恢复及发展、人才培养的作用，完全可与1982年发表“埃里切宣言”的意大利的“埃托里·马约拉纳科学文化中心”相媲美，该机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20年中，开设近1200门课程，全世界140多个国家近千大学和研究机构，约十万人曾在这里培训和科学交流，对二次大战后，欧洲科技复兴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心几乎是国内唯一面向国内外开放科学交流的学术机构。当年中心所进行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在进入21世纪后，国内各科学机构和大学均已广泛开展，遍地开花，中心已无当年特殊优势。中心体制也在2021年改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领导。
但李政道、周光召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支持下创办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冲破了“文革”十年造成的封闭局面，促进了中国科学工作重新对外开放和交流。抚今追昔，1915年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王琎等中国现代科学先驱，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民间综合性现代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引进了现代科学。
从某种意义上，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可以说是传承了中国科学社的余绪，80年代重新开启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对外开放的局面，在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留下了辉煌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