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地球上充满了多种多样的⽣物与认知，但⼈类的语⾔仍是这万千世界中的⼀个独特⽽卓越的交流系统，没有其他⽣物具有能与之⽐拟的⾃我表达⽅式。语⾔在表达思想时所展现出的⽆与伦⽐的⼒量，不仅是⼈际关系与⽂化的基础，也是所有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语⾔的出现是地球历史中最奇妙的进化事件之⼀。尽管它是⼈类⽣活共通的组成部分，甚⾄根植于⼈类的身份认同中，但语⾔的起源和确切的本质，仍是与⼈类意义有关的⼀个最深刻的未解之谜。
语⾔这个复杂的系统与⼈类的认知、神经、⽣物、⾏为和⼼理都交织在⼀起，这阻碍了对语⾔进⾏全⾯性或合作性的研究。对于语⾔赋予的⼈类⽣活的⽅⽅⾯⾯，存在着⼀种与语⾔的起源和进化相关的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语⾔的⽅式完全取决于分析语⾔时的视⻆。例如，⽣物学家描述语⾔时所使⽤的术语就与⼼理学家不同。表⾯看来它们互不相通，但其实每种视⻆都紧握着语⾔起源这幅巨⼤拼图中的其中⼀块。
与天⽂学家⾮常相似的是，进化语⾔学家也⽆法与研究对象进⾏直接交流，他们必须对从现代语⾔中收集到的数据进⾏逆向外推。这种⽅法之所以可⾏，是因为语⾔的声⾳发展与词汇变化是遵循进化模式的。然⽽，如果我们的⽬标是研究语⾔的总体起源，那么第⼀种语⾔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法定义语⾔，⼜如何识别第⼀种语⾔呢？
令⼈意外的是，建⽴⼀个详尽的定义是项极其艰难的任务，⽽语⾔所具有的诸多特征⼜会进⼀步复杂化这⼀任务，这些特征会以不同的⽅式与⼈类认知相互作⽤，它们有着不同的遗传根源，很可能有着不同的进化路径。鉴于语⾔具有跨众多学科的特点，要建⽴⼀个令众⼈满意的定义，会受到来⾃不同学科中的⽭盾⽤辞、特有的⽅法论和不同的规范的阻碍。
语⾔学家⼤体上将语⾔学分为六类：语⾳学、形态学、⾳系学、句法学、语义学和语⽤学。语⾳学和⾳系学研究的是语⾔的声⾳或符号，以及不同的声⾳单元（⾳位）是如何组织成有意义的词语的；形态学是通过研究具有意义的最⼩单位（语素）来研究词的形成；句法学指的就是这些词是如何构造出句⼦的；语义学则更抽象地分析意义的本质；⽽语⽤学则是观察语境与意义的关系。
对语⾔的最佳定义应该由那些所有语⾔都共有的特征构成。美国语⾔学家和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就曾提出了⼀个这样的⽅法，他认为所有语⾔都有⼀些通⽤的元素，⽽这些元素总会被⼈类⽤来发展语⾔。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认为，这些⽆处不在的语⾔特征是通过遗传学根植于⼈脑之中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语⾔是⼈类特有的属性。
另⼀种类似的定义语⾔的⽅法是通过将⼈类的语⾔与动物世界中的众多交流⽅式进⾏⽐较。复杂性并不是⼈类语⾔独有的属性，许多物种都拥有强⼤⽽精细的⽤以传递意义的系统。然⽽，语⾔学家只将“语⾔”⼀词留给那些既能为使⽤者提供⽆穷⽆尽的具有意义的任意语句，⼜能赋予使⽤者创造新语句的能⼒的系统。
美国语⾔⼈类学家查尔斯·霍凯特称这些区别为“设计特征”。与乔姆斯基⼀样，他也试图列出所有⼈类语⾔中的共通特征。其中较为显著的设计特征包括语义性和任意性——语义性指的是声⾳的某些组合与特定的意思有关；任意性指的是词语与意思之间缺乏联系。
虽然通过⼀些⽐较分析或者像霍凯特的设计特征那样的参考标准，能让我们更接近于理解语⾔究竟是什么，但许多本体论问题仍然存在。我们甚⾄不能说语⾔最初是否是从歌曲、⼿势或说话中发展起来的，也不知道原始⼈类是什么时候开始使⽤这种复杂的系统来进⾏交流的。
2017年发表的⼀项突破性研究发现，能最早证明声⾳能⼒增强的解剖学证据⼤约出现在450万年前。通过将不同⿊猩猩的头⻣和始祖地猿（灭绝于上新世早期的双⾜原始⼈）的头⻣进⾏⽐较，研究⼈员发现了与发声能⼒有关的解剖学特征。这不仅暗示着语⾔的发展可能⽐之前认为的要更早，⽽且还意味着这种解剖学上的变化也与物种攻击性的减弱相关，从⽽进⼀步地促进了社会的互动与交流的发展。
有趣的是，霍凯特的设计特征也适⽤于这个问题。通过观察语⾔的使⽤情况，我们可以确定更多导致语⾔出现的可能原因。例如，语⾔的创造性表明⼈类除了渴望⾃我表达之外，还有⼀种创造性的冲动。同样，语⾔的抽象特征也与“⼼理理论”有关：能够概念化我们⾃⼰的思想、信仰、意图、欲望等。
不过，这些挫折是可以理解的。现代语⾔具有令⼈难以置信的多⾯性；正如语⾔与我们的解剖、认知、⼼理和社会都紧密相连⼀样，最早的语⾔也可能是在各种复杂影响的结合下出现的。语⾔和⼈类经验之间的关系强度，使弄清语⾔的因果、进化和起源变得更加困难。假如我们最终真的可以理解语⾔的诞⽣与进化，那我们就能找到这个能称得上是最难科学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