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2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科学大跃进：计划中的“巨型对撞机”完工后将改变粒子物理》的评论文章。该文章由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David J. Gross）与美国国家科学奖章得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爱德华·威腾（Edward Witten）合作撰写，向非专业读者介绍中国担当世界超级对撞机领导者的可能性。
在该文章中，格罗斯和威腾援引了中国拥有25年历史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一先例。他们介绍，中国设想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建成新的加速器后，“将创造出高能的正负电子对撞，相比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该加速器将揭示希格斯粒子（Higgs Particle）属性的更多细节”。本世纪三十年代之后，研究目标将改为利用远超LHC的能量来对撞质子。该对撞实验将挑战现有认知，探索未知。
格罗斯和威腾还提及CERN对地缘政治的影响：成立于1954年的CERN吸引了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并在二战后建立欧洲新秩序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来自美国和前苏联的物理学家之间的往来缓和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在中国逐渐兴起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之时，中美之间在巨型对撞机上的合作也将扮演同样的角色。
中国介绍CEPC的官方网站对该项目的介绍如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是一项长期的对撞机计划，该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将在周长为50-70千米的隧道内建造一台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并在两端接口安装探测器。该对撞机预计将以极限为240–250 GeV的质心能量和2 × 10^34 cm^-2 s^-1的瞬时光速来对撞正负电子束。
基准设计考量了在周长为50/70千米的环形隧道内按照卷曲运动轨道对撞正负电子束。CEPC将会成为希格斯粒子的制造工厂，对希格斯粒子的精确测量将成为其重点工作。另外，CEPC还将允许对标准模型（SM）的Z电极及WW阀值进行严格检测。该项目的第二阶段将升级该对撞机为质子对撞机，质心能量极限将达到50–70 TeV。该对撞机的高能区间将远超LHC，为新型物理的直接研究提供得天独厚的契机。
格罗斯和威腾没有提到那本在2015年10月23日出版的书《从万里长城到巨型对撞机：中国探索宇宙最深层奥秘的前景》。该书由《天文学》及《发现》杂志特约编辑、科学记者史蒂夫·纳迪斯（Steve Nadis）及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奖获得者丘成桐合著。丘成桐同时在中国六所数学研究机构担任院长。
该书宣传网站强调称，设想中的对撞机（编注：此处指第二阶段的能量极限为70TeV的质子对撞机）将把“物理学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难以企及的高能领域，大批量的新粒子，甚至一种新的对称性可能会被发现。”该书还认为，这台对撞机将能增加人类对“宇宙大爆炸、引力、暗物质、暗能量以及其他影响深远的现象”的认识。
搜索谷歌新闻会发现，主流媒体对该对撞机报道甚少，主要都集中在一篇同时发表在《量子》杂志以及《连线》杂志的文章。《自然》杂志在2014年7月发表了一篇相关文章。美国物理学会也曾发表过一篇费米国立加速器实验室荣誉科学家马欧尼（Ernie Malamud）撰写的技术短评。马欧尼曾去过中国，帮助准备对撞机初步概念设计报告。同时，《华尔街日报》还介绍了围绕对撞机进行的有关物理学未来的争论。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物理学家乔纳森·卡茨（Jonathan Katz）在一封给该报编辑的信中将粒子物理斥为“停滞不前的”、“濒临死亡的”学科，并且“发展超越现有粒子加速器的新型加速器受到了技术难题及经济困难等因素的阻碍”。他还写道：物理学的未来在于原子物理及凝聚态物理学。
在这些领域，只需要数十万而非数百亿美元的预算，建立在光学平台上的精密实验研究系统就有可能（并已实现）帮助人们进一步深入理解包括对量子力学基本原理在内的基本物理概念，并能在诸如量子计算领域取得扎实的技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