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学家谢宇，整个职业生涯，都致力于对周围的社会世界进行系统性和实证性的研究。1959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的他，有着非常多元的教育背景，本科在上海学习冶金，硕士阶段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科学史专业，获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学位，后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谢宇教授的独立研究生涯始于密歇根大学，在这里，他开始研究人口、做中国研究，做调查研究家庭。
在密歇根大学的26年，谢宇成为社会分层、人类学和中国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并在2009年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15年，为了更好地做关于中国的研究，谢宇加入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担任社会学和国际研究Bert G. Kerstetter '66讲席教授、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谢宇认为，理想中的社会学研究应该做到三个方面：第一是立足于经验事实，以社会现象为基础，第二是关注变异性，第三要融合宏观和微观。在《重建中国社会学：40位社会学家口述实录（1979-2019）》一书中，谢宇分享了他进入社会学研究的成长之路和对社会学研究的思考，并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提出了建议。
动荡年代的求学经历1959年10月，我出生于江苏镇江，父母都是医生。
父亲的籍贯是浙江临海，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部队工作，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军医。我母亲也在部队工作，南京军区，一开始是护士，后来提拔成为医生。我父母是在部队医院认识的，后来一起转业来到镇江；再后来，我就出生了。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从小就住在地处乡间的医院宿舍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也很珍贵。首先，它让我知道什么叫贫困，就是当时中国的贫困，而这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法想象的。
当时农村人没有一家能吃上干饭，都是吃稀饭，饭里还要摆些土豆、山芋这些（进去）。肉也很紧张，一般农民家里一年就杀一次猪，腌一些，大半还要卖掉换一点钱。除了贫困，我也亲眼目睹了中国社会的分层。当时农村有两种人，一种是官僚（体系里）的，一种是（靠劳动）吃公分的，很不一样。我家跟一般的农村家庭也不一样。当时我们家虽然在农村，但仍然是城市户口。我爸妈有工资拿，有饭票、粮票、糖票、肉票，还有自行车。
别人家吃不上干饭，但我家可以；别人家的孩子没有衣服穿，但我基本上每年新年都有新衣服。总之，童年的这些记忆是很深刻的，这也构成了我对中国社会最初的印象。
我是1966年上的小学，学校是镇江市八叉巷小学。当时学校是九年制，也就是中小学加起来一共上九年。因为学年开始秋季改春季，再改秋季，耽误了一年，所以到1976年我中学毕业，总共是十年。这十年恰好是“文革”的十年。
那时候局势很动荡，我家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母亲出生于一个小资本家家庭，我父亲来自中农家庭。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我家在“文革”期间被抄过两次。我父亲也被关过一年。原因是他对医院领导有一些意见，就去北京上访。上访以后，他参加了一个群众运动组织，叫“红旗军”。那是个“造反派”组织，里面的成员全是复员军人。当时允许各个部门的人“造反”，但是复员军人是不让“造反”的，所以就被定性为“反革命”。
虽然很冤，但好在他不是那个组织的主要人物，所以关了一年后没有结论就又放出来了。但这次被关还是带来了问题。因为我父亲脾气不好，在医院里得罪很多人，跟领导的关系也不好，所以他被放出来后不久，我们家就被下放到扬中县新坝公社，下放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四年级。
童年回忆我挺羡慕现在的年轻人，在中小学能学到很多东西。我那时候是什么都没学。我印象中，那时候的课本很简单，老师教的也简单，所以我感觉什么也没学到。
那时候我也不用交作业，要做作业的话就是课间做一下，回家是不用做的。虽然在学校什么都没学，但我很喜欢看书。只要有书，我都喜欢。但那时非常缺书，几乎没有书读。因为没什么书读，我小时候就经常打牌下棋。我一般都是跟医院的医生下棋，我在11岁的时候就能下赢成年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是小天才。我那时不太理解，现在想想小学四年级学生跟成年人下棋是很不容易的。
印象中，在“文革”期间，我读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语录》。
从意识形态上讲，我当时的确是信奉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制度的，所以那时候愿意为“文化大革命”、为毛泽东做所有牺牲。在行动上，我也是很积极的。比如说我参加过“批林”、“批孔”，写过大字报，而且为“反资本主义复辟”去过街上巡逻。不过因为年龄小，我没有当过红卫兵。我看过镇江的武斗，看到工人拿了长矛还有砖头，但抄家、打砸抢我都没有参加过。
我唯一参加的是两个：一个是支农、下乡，在农忙的时候帮忙干活；另一个就是检查市场上的小贩。
1976年中学毕业，然后在家等分配等了一年。当时扬中的规定是家里的老大下放，老二可以留下来。不过后来我哥哥下放了，我也没有得到分配。所以在1976年到1977年，我就呆在家里，一直呆到恢复高考。我是通过广播知道恢复高考的。当时我家有收音机，能听到广播。不过那时也没怎么复习，准备很少。
当时老师都说我一定能考上，但实际上，我高考没有考好。我记得有一道数学题，当时我想一定要先把它解了再做其他的，结果就难在这一道题上，把数学考砸了。然后我第一志愿就没上，去了第二志愿，也就是上海工业大学（今上海大学），读的专业是冶金。
我觉得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很多人怀疑高考不会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即便考得不好，也要去上。
我哥哥也跟我同一年参加的高考，当时他报的理工科，但他考得比我还不理想，后来因为扩大招生去读了中文。我哥哥不想去，他觉得第二年再考一次可以考得更好。但我父母一定要让他上，说“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在当时，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实际上，高考后来每年都考，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事情。
大学生涯进了大学以后，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大学一年级基本上就学数学和英文这两门课。
我非常喜欢微积分，觉得它很美，因为逻辑性很强，而且我在班里面也一直是第一名。我的英文基本上是从班上最后一名一直上升到前几名。我中学没有学过英文，学的是俄语，但俄语也没学好。我父亲让我去学英文，但我当时觉得学英文没意义，就没学。但是进了大学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老师，他对我帮助很大，所以我就开始一点点学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也很好。
除了英文老师以外，大学里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我的指导老师徐匡迪。他是我的班主任，我的本科论文是跟着他做出来的，出国也是他推荐的。后来跟他联系虽不多，但是个人关系一直很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的眼光很高。他也不反对我改专业。我一开始读的是冶金，后来到大三的时候，我通过了教育部选拔留美博士的全国统考，当时我报的是科学史专业。徐匡迪挺支持我的，还给我写了推荐信，所以后来我就改行读科学史。
这次转专业可能跟我这个人从小比较喜欢质疑有关。记得读中学的时候，当时讲“批林批孔”，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就提出来说，报纸上讲邓小平应该是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然后就和我们校长争论了半天。我读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很有影响力、被普遍接受的说法，说中国有很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制度，唯一缺乏的是科学技术。那时候科技救国理论非常盛行。
我对这个事情也提出了怀疑，我觉得中国和西方比较，不仅仅是没有技术，可能还缺乏其他的东西。所以我就开始了解哲学、人文、历史的东西，开始看杂书。
我很喜欢看杂书，不希望一辈子做工程师，我觉得工程师没什么意义，但当时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少，那时候普遍觉得工程师是最伟大的。当时我们不能转专业，所以当我知道教育部要招出国留学生的事情后，就想抓住这个机会。幸运的是我考上了。当时一起参加考试的人里面有一些本科就是科学史专业的，但他们没有考过。我的考分很高，主要原因就是我的数学和英语很好，这两门是科学史专业的两个必考科目。
申请出国
按照当时教育部的规定，我在出国留学之前要先去华中工学院代培一年。当时跟我一起参加代培的大概有二十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的都有。读科学史的总共有三个，我们仨住在一个宿舍。当时国家对我们很重视，为了让我们出国，专门引进了托福和GRE。那时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就像清朝公派留学生一样，是代表国家的，我们的护照都是外交部办的。当然，我们也很有自豪感。
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读了大学的人很“狂”。我们是77级的第一批大学生，而且又是全国第一批被选上出国的，所以很有信心、很骄傲。我记得那个时候带学生证，或者出示学生证都是很骄傲的事情。虽然没工作、没钱，但跟今天年轻人最大的差别就是，作为学生是一件很骄傲、很向往、很有自豪感的事情。
我们在华中工学院这一年主要就做两件事。一个是接受英文训练，当时在中山大学有一个教育部的英语基地，我去过那里接受过训练。
另一个就是自己联系国外的学校。当时国家虽然同意公派我们出国，但是去哪儿是要自己联系的。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最后去了威斯康星。主要原因是威斯康星发来的录取通知书和出国签证的信是最早到的。信到了之后，华中工学院都没有通知我，也没得到我的同意就报到教育部去了。因为当时申报难度比较大，所以学校看到一个挺好的就马上上报了。当时的组织性是非常强的，个人根本改变不了组织的决定。
与社会学邂逅
初识美国
我是1983年去的美国。我想，对我人生改变最大的事情可能就是去美国。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星，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我到美国以后先去纽约的领事馆报到，那是个新领事馆，刚刚成立。街头也有很多很新鲜的事情，但我那时候还是挺害怕的，因为听说纽约犯罪多，而且领事馆所在的42街都是黄色书店。在纽约的领事馆呆了三四天之后，我去了威斯康星。
去了之后，就感觉这个社会跟“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帝国主义一天天腐烂下去”很不一样。这个社会太发达了，从发达程度、人文素质等各方面都更接近我们讲的理想社会。
结缘社会学我在威斯康星一开始读的是科学史，花了两年把科学史的硕士读完，同时我还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合。我到威斯康星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
当时拿到这个奖学金的有五个人，我是其中之一。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我在华中工学院代培的时候听说过社会学，但我不是学那专业的，所以我不知道具体的内容，也没上过相关的课。但在威斯康星上过那门方法课以后，我觉得我很喜欢社会学，上课的老师也很喜欢我，他们觉得我一定要学社会学，而且愿意资助我。
在那个时候，能得到资助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学社会学也很好，所以就在硕士第二年提交了一个学社会学的申请。在两年内我把科学史和社会学两个硕士都读完了，然后又申请到了社会学博士生资助。
我是1985年读博的，那时候威斯康星的社会学规模很大，一届可以有30到50个学生。所有人都是从硕士开始，都有机会读到博士。威斯康星的社会学在当时是全美第一。当时中国大陆都不太了解美国的社会学，可能有人知道哥伦比亚、芝加哥，但很少有人知道威斯康星。我出国报的是科学史，美国开科学史专业的学校很少，恰好威斯康星有，没想到就这样给我碰上了。所以我读社会学真的是偶然，不仅碰上了，还恰好是排名第一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