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 年我从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按国家统一分配到物理所工作。从北京站下火车后方知中关村很远，当时还没有出租车，也没有电动车，只有32 路公交车可以到中关村路口。我带着一大箱子衣物和一大包被褥行李，只能靠人力三轮车了，颇为不易的蹬到了物理所，印象是3 元或5 元钱（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左右），对车夫如此长途的劳累很感不安。报到后分配到磁学研究室的“201 组”工作。
和我同年分配到201 组的还有中国科大的杨伏明，北大的王荫君（图1 ）。
磁学研究室是施汝为先生于1934 年创建，我国第一个现代磁学研究实验室的基础上组建的，施先生调任物理所所长后，潘孝硕先生接任磁学研究室主任。
“201 组”的研究课题是1959 年院里下达的“国防任务”：为计算所研制当时最快的电子计算机——109丙机提供存取速度达100 万次的磁性薄膜缓冲存储器这一核心部件，组长是罗河烈先生，我们负责研制磁性薄膜，与电子学室陈一询先生为组长的“802 组”密切合作制备成合格的存储器。
磁性薄膜存储器当时是国际研究热点，因此及时了解国际动态非常重要。
可是西方对我国全面封锁，没有任何国际学术交流，单位也没有外汇购买国外科技期刊，只有科学院图书馆才能订阅一套科技刊物。因此每当他们收到国外现刊后，交给光华出版社，将期刊拍照影印，影印本装订后再分发到全国各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这时的“现刊”就已成“旧刊”了。幸好我们组的潘孝硕先生自美国回国前就个人预订了若干年的J. Appl. Phys. 和IEEE Trans. MAG，为我们赢得了很多时间。
问题是大家的英语水平都不高，并不能有效的利用这些刊物。于是潘先生又从每期刊物中选出相关重要文章，翻译成中文，用蝇头小楷工整地誊写到当时的“400 格纸”稿纸上，包括所有绘图，认真程度令所有人感动。我收藏了若干份翻译材料的装订本，20 世纪末交给了所综合处希望作为所史保存。可惜后来他们都找不到了。
那时由于西方的封锁和国家的经济困难，实验设备一般都要自己动手做。
如设计组装真空蒸发台，绕制用于制备磁单轴取向的，放在玻璃真空罩外的大线圈等等。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一台物理所玻璃车间师傅制备的玻璃真空扩散泵，非常精致，堪比工艺品。透过玻璃可以清楚的看到里面扩散泵油蒸发- 凝结- 抽真空的全过程。如果将此设备作为教学或科普用，是多漂亮的教具啊! 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不知放到了哪儿，也许作为废品处理了。
当时还有许多性能测试设备都要自行设计制造，因此研究人员如果没有一定的设计和动手能力，就会寸步难行。除了设计并绘制加工图纸外，我还操作过车床、钻床、刨床，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钳工活。
在科研的各类测量中离不开温度测量，当时最普通的方法是用电位差计测量热电偶的电位差，这就牵涉到标准温度冰点，因此冰就成为实验室的必需品。由于那时还没有冰箱，各组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物资处领取冰块，而物资处的冰源则是中关村路口西南角的地下冰窖（位于现在鼎好大厦）。每年冬天从颐和园昆明湖凿取许多几平米大的冰块，存入这个大冰窖，供科研院所以及其他单位全年使用。
那个年代的研究条件虽不能和国外相比，但在大家的努力下，研究进展还不错。但到1966 年，“文革”的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大学停招，学校停课，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到处是大字报和批斗会。科学院也不能幸免。
好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注科学院的运动，因此混乱程度比学校等单位平静不少，但各研究室的科研工作都受到冲击，施汝为所长果断决定确保所里图书馆开放，使那些无法开展研究工作，又不想浪费时间的人们可以去看书，查资料继续学习。更有幸的，是我们的课题是国防任务，科研时间得到相应的保障，科研工作基本能有序进行。
政治运动愈来愈冲击着物理所，施所长也被他很熟悉的人诬告为“美国特务”，住进“牛棚”，接受审查批判。
记得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是“科学界的《舞台姐妹》”，借当时遭批判的电影 《舞台姐妹》而批判他“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的思想，不久他的儿子也受到冲击非正常死亡。我们研究室潘孝硕主任也因将父亲的骨灰留在家中而被逼做检讨，批评他不与“地富反坏右”的父亲划清界限。章综则因是“漏网右派”而每天坐在楼道走廊做检讨。
磁学研究室的骨干孟宪政被批斗的原因是他的“卖国主义”，而“卖国”的证据是他在苏联留学期间买了毛衣，自行车胎充气用的气门芯等生活用品，特别是带了一些苏联实验室先进的铁氧体单晶小球回国，供磁学室分析、参考之用。这样的“卖国”罪名使他无法接受，自杀于香山。如此的非正常死亡在物理所竟达十余人。在类似政治运动中，同样有这类荒唐事。
据罗河烈先生告诉我，“反右”运动中磁学室有一位刚来不久的年轻人，工作积极，每天上班最早，打扫实验室卫生。有一天不小心碰掉摔坏了一台实验仪器，被认为“有意破坏研究工作”，打成“右派”，就此销声匿迹。
通过全体同事的努力，1966 年，128 字19 位的磁膜缓冲存储器圆满完成任务， 交付109 丙机使用， 使我国计算机速度提高了一倍。
后来才知道，“两弹一星”元勋们正是在109 丙机上完成了大量的计算。1969 年我们为中国早期洲际导弹试验用320 机，1970年后又为总参、北京大 学、华东计算机所、七级部等其他国内有关单位制做了多台存储器，朝鲜政府也来要了几台。当时没有知识产权概念，因此全部是无偿提供。这项研究确实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和国防力量的提高作出了贡献。作为参与者，我倍感欣慰。
图2 为201 组年轻人1966 年游天安门时合影（缺潘孝硕、罗河烈、王焕元、陈冠冕、陈书潮五位）。
这时的我，也应该考虑成家了，当时的住房是个大困难。没有商品房一说，除非老家在北京，家中又能安排，不然只能靠单位分配住房。物理所每年都要进不少新职工，解决住房是个大问题。
于是所里在北面的空地上盖了几排共几十间10 平米左右的简易房，分配给年轻职工夫妇临时居住，各家又向外延伸出一个“厨房”，大家戏称为“鸡窝”。其间也确实养了不少鸡，至少这块地皮的主人，物理所赡养的一位孤寡老汉就养了一些鸡，他每天离不开喝酒，很少吃饭，鸡蛋都分送给了左右邻居。这“鸡窝”里飞出了不少金凤凰，出了好几位科学院院士。
我1971 年在此结婚，简单到在长凳上拼接几块木板为床，几乎没有其他家具，我住了约两年，也参与了养鸡的行列，可惜被黄鼠狼叼了两次，只好放弃。所里的“鸡窝”保持了不少年头，解决了大问题。所以后来胡耀邦同志在科学院工作时提出“五子登科”（即解决房子、票子、妻子、孩子、炉子问题）得到全院职工的欢迎。
离开“鸡窝”，我在王府井附近柏树胡同分到一间平房，每天上下班骑自行车往返物理所和王府井。
这几年除将磁膜存储器工作收尾外，还开展了一些磁性半导体工作。1975 年按毛泽东主席的“五七指示”，我又到文安县“五七干校”劳动一年，此后，我的工作方向转为非晶态磁性。1980 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我有幸得到国家资助到美国从事非晶态磁性研究两年，由此开始了我科研生活的第二阶段。图3 即是我配合王震西等一起组织了全国第一届非晶态物理讨论会（无锡）后，游览宜兴善卷洞时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