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只有认识了脑，才真正认识了自身。大脑对所有的人都极具吸引力，我们不妨说，它犹如一部神奇的秘籍。潜心破译释读这部秘籍的群体是脑科学家，而为了助益社会公众领略这部秘籍的风采，又需要善于娓娓道来的“说书人”。
2020年11月12日，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共同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等单位承办的“加强作品评论，繁荣原创科普——顾凡及科普作品研讨会”上，顾先生本人的发言题为《走上科普之路》。面对顾先生的大量科普作品，听了这篇发言，我久久不能平静。一个人退休了，不免会想想自己做些什么好。但是，能够很郑重地思考以什么作为“余生的事业”者，却未必很多。“事业”二字，分量重啊！
顾先生的决心是：“以科普著译作为余生的事业”！
顾先生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同年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任教。1961年至1965年曾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进修生物控制论。1979年调到复旦大学任教，直至2004年在教授、博导岗位上退休，其间于1983年至1985年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做访问学者。顾教授的主要工作领域是生物控制论和计算神经科学，科研教学成果丰硕。
2004年退休之后，潜心脑科学的科普著译，今据未必完整的统计，已出版科普著作10本，译作4本，短文逾70篇。顾先生自认退休后的这十几年是他做得比较好的年头，“因为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写作、翻译与脑科学有关的科普作品，并乐在其中”。诚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并非罕见，但要搞清楚这迢迢千里如何走，却又谈何容易？
就此而言，顾先生的科普历程也堪为楷模。他概括自己的起步点是“努力写出熔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于一炉的脑科学故事”，此类书的主要目的是引起读者对脑和心智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最新进展。内容不求其全，每个故事皆可独立成篇，每一篇都从曲折的发现故事，或令人不解的奇事，或当前的某个热点说起，最后说明一个科学道理。
顾先生的第二步是“努力讲清楚我们现有的脑科学知识是怎么来的，力图使读者不仅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他很赞赏2000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坎德尔（Eric Kandel）的见解：了解以前的科学家对问题怎么看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不但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取得了成功，而且也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失败了，并且是为什么失败的”。
顾先生走的第三步是：“上了书的就一定都对吗？还有什么开放问题？引导读者同步思考前沿难题。”他认为，对于科普创作，尤其是高端科普，顾先生所言“引导读者同步思考前沿难题”是特别富有创见和启发性的——后文将再次谈及这一点。
而今，年逾八旬的顾先生志存高远，还有着进一步的目标：努力把这三步融为一体。《脑海探险——人类怎样认识自己》和《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讲述了自古至今脑科学发展史上一次次的激烈争论和重大突破，它呈献给读者的不仅是脑和心智的知识，更是探求知识的艰辛历程和求真精神。
顾先生的脑科普译作也蔚为大观，包括：科赫（Christof Koch）著《意识探秘——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著《脑中魅影——探索心智之谜》（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埃德尔曼（Gerald Maurice Edelman）和托诺尼（Giulio Tononi）著《意识的宇宙：物质如何变成精神》（重译本，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等。
顾先生尝谓自己“不自觉或自觉地尝试用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而从他的大量科普实践中不难看出，实际上他是相当自觉地“以做科研的态度来做科普”的。顾先生分析、概括了做科研和做科普这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我深有同感。
顾先生在《走上科普之路》发言的结尾是：我的科普著作多数其实属于编著性质，只是搜集了许多他人的工作，消化吸收后重新组织，而比较少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写不出像克里克、拉马钱德兰、萨克斯这些科学大师基于自己工作之上，既富文采又有自己创意的科普作品。希望国内在一线从事研究的一流科学家写出有关他们自己研究的科普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