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去世以后，许多⼈问我们：钱⽼有什么遗⾔？并希望我们这些身边⼯作⼈员写⼀篇“钱学森在最后的⽇⼦”的⽂稿。我们已告诉⼤家，钱⽼去世时很平静安详，他没有什么最后的遗⾔。因为在钱⽼去世前的⼀段⽇⼦，他说话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可以向⼤家提供的，是钱⽼最后⼀次向我们作的系统谈话的⼀份整理稿：钱⽼谈科技创新⼈才的培养问题。那是于2005年3⽉29⽇下午在301医院谈的。
后来钱⽼⼜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在⼀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时的谈话。那都是断断续续的，没有这⼀次系统⽽⼜全⾯。今天，我们把这份在保险柜⾥存放了好⼏年的谈话整理稿发表出来，也算是对⼴⼤读者，对所有敬仰、爱戴钱⽼的⼈的⼀个交代。2023年12⽉11⽇是钱学森诞⾠112周年，重温钱⽼最后⼀次系统谈话以表纪念。
这可能是他本⼈对“钱学森之问”的⼀个回答，钱⽼回望的是他学⽣时代的加州理⼯学院，却对我们如今的⼈才培养仍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我近来思考的⼀个问题，即⼈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般⼈才的培养问题，⽽是科技创新⼈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远发展的⼀个⼤问题。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程”、“创新计划”等等，这是必要的。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创新思想的⼈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所⼤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才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些⼈云亦云、⼀般化的，没有⾃⼰独特的创新东⻄，受封建思想的影响，⼀直是这个样⼦。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个很⼤问题。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讲美国加州理⼯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学院所受的教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学院学习。
麻省理⼯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年就把硕⼠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很⼀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学院，⼀下⼦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学院很不⼀样，创新的学⻛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你必须想别⼈没有想到的东⻄，说别⼈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
这⾥的创新还不能是⼀般的，迈⼩步可不⾏，你很快就会被别⼈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别⼈⾼出⼀⼤截才行。那⾥的学术⽓氛⾮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赶上来。
我记得在⼀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师冯·卡⻔讲了⼀个⾮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叫“good idea”，这在科学⼯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个 “good idea”。所以⻢上就有⼈说：“卡⻔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超过你？”卡⻔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跑到前⾯⽼远去了。
”所以我到加州理⼯学院，⼀下⼦脑⼦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让我⼤开眼界。我本来是航空系的研究⽣，我的⽼师⿎励我学习各种有⽤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原⼦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弹都提到了。⽣物系有摩根这个⼤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谈家桢就是摩根的学⽣。
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作还获得诺⻉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点也不排斥。他⽐我⼤⼗⼏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剂量维⽣素的思想遭到⽣物医学界的普遍反对，但他仍坚持⾃⼰的观点，甚⾄和整个医学界辩论不⽌。
他⾃⼰就每天服⽤⼤剂量维⽣素，活到93岁。加州理⼯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师、这样的怪⼈，决不随⼤流，敢于想别⼈不敢想的，做别⼈不敢做的。⼤家都说好的东⻄，在他看来很⼀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加州理⼯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研究⽣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和⺠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们也可以充分发表⾃⼰的不同学术⻅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
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学院当研究⽣时和⼀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们这些搞应⽤⼒学的，就是⽤数学计算来解决⼯程上的复杂问题。所以⼈家⼜管我们叫应⽤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起辩论。有⼀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贴出了⼀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家去听讲。
我的⽼师冯·卡⻔⼀看，也⻢上贴出⼀个海报，说在同⼀时间他在什么地⽅讲⼯程数学，也欢迎⼤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学院的学术⻛⽓，⺠主⽽⼜活跃。我们这些年轻⼈在这⾥学习真是⼤受教益，⼤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所⼤学能做到这样？⼤家⻅⾯都是客客⽓⽓，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才？更不⽤说⼤师级⼈才了。有趣的是，加州理⼯学院还⿎励那些理⼯科学⽣提⾼艺术素养。
我们⽕箭⼩组的头头⻢林纳就是⼀边研究⽕箭，⼀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位抽象派画家。我的⽼师冯·卡⻔听说我懂得绘画、⾳乐、摄影这些⽅⾯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你⽐我强。因为他⼩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让我学理⼯，⾛技术强国的路；另⼀⽅⾯⼜送我去学⾳乐、绘画这些艺术课。
我从⼩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对启迪⼀个⼈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
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像加州理⼯学院这样的学校，光是为中国就培养出许多著名科学家。钱伟⻓、谈家桢、郭永怀等等，都是加州理⼯学院出来的。郭永怀是很了不起的，但他去世得早，很多⼈不了解他。在加州理⼯学院，他也是冯·卡⻔的学⽣，很优秀。我们在⼀个办公室⼯作，常常在⼀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
你若跟他谈些⼀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些深刻的概念。他毕业以后到康奈尔⼤学当教授。因为卡⻔的另⼀位⾼才⽣⻄尔斯在康奈尔⼤学组建航空研究院，他了解郭永怀，邀请他去那⾥⼯作。郭永怀回国后开始在⼒学所担任副所⻓，我们⼀起开创中国的⼒学事业。后来搞核武器的钱三强找我，说搞原⼦弹、氢弹需要⼀位搞⼒学的⼈参加，解决复杂的⼒学计算问题，开始他想请我去。
我说现在中央已委托我搞导弹，事情很多，我没精⼒参加核武器的事了。但我可以推荐⼀个⼈，郭永怀。郭永怀后来担任九院副院⻓，专⻔负责爆炸⼒学等⽅⾯的计算问题。在我国原⼦弹、氢弹问题上他是⽴了⼤功的，可惜在⼀次出差中因⻜机失事牺牲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批有创新精神的⼈把中国的原⼦弹、氢弹、导弹、卫星搞起来的。今天我们办学，⼀定要有加州理⼯学院的那种科技创新精神，培养会动脑筋、具有⾮凡创造能⼒的⼈才。
我回国这么多年，感到中国还没有⼀所这样的学校，都是些⼀般的，别⼈说过的才说，没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顶尖帅才的。我们国家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你是不是真正的创新，就看是不是敢于研究别⼈没有研究过的科学前沿问题，⽽不是别⼈已经说过的东⻄我们知道，没有说过的东⻄，我们就不知道。所谓优秀学⽣就是要有创新。没有创新，死记硬背，考试成绩再好也不是优秀学⽣。
我在加州理⼯学院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的发展。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家，我们要向加州理⼯学院学习，学习它的科学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学⽣到加州理⼯学院学习的，回国以后都发挥了很好的作⽤。所有在那学习过的⼈都受它创新精神的熏陶，知道不创新不⾏。我们不能⼈云亦云，这不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
我今年已90多岁了，想到中国⻓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