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发布我国基础研究2020年的预期发展目标，探讨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水平的可能性与路径。2012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首次突破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三。然而，同年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总投入比重仅为4.8%。10余年来，这一比重长期徘徊在5%左右，在公布此项数据的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院士程津培建议，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
基础研究经费为何常年在低位徘徊，能不能提高比重，又该如何激发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积极性？近年来，随着我国研发总投入的迅速增长，基础研究经费也在同步增长。2006年—2012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总支出，从3003.1亿元增加到10298.4亿元，以年均22.7%的幅度快速增长。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总支出，从155.8亿元增加到498.8亿元，年均增长21.1%。
然而，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多年基本不变，长年维持在5%左右低位运行。由于基础研究本身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不易出成果，不少机构都愿意把经费投入见效快的领域，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基础研究投入比重的提高。程津培分析，前些年我国科技“跟踪—再创新”空间还较大，同时经济保持连续增长，不重视基础研究造成的后果还未立刻显现。
日韩与我国的科技发展历程较为相似，在工业发展初期，为求得低研发成本下的快速发展，不惜减少基础研究投入，科技发展更多地采取跟踪模仿策略。然而，随着科技发展与竞争环境的转变，能够跟踪模仿的对象越来越少，两国也意识到长期依赖模仿的严重后果，纷纷提高基础研究投入的比重。
十八大做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决策，就是决心要转变跟踪模仿的发展方式，将创新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程津培认为，基础研究投入需要进入全新的发展时期。到2020年，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总投入争取达到10%。从2003年为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开展战略研究之后，我国对研发投入结构和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才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
基础研究经费占中央财政科技总支出的比例是衡量基础研究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程津培说：“我们通过研究别的创新型国家发现，要实现工业发展，基础研究投入需要快速增长。”当时我们在研究报告里还提出了一个具体目标，到2015年，使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中对基础研究投入尽快达到20%，2020年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当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平均水平。
然而，这一目标在《规划纲要》实施7年多后仍远未达成，基础研究投入在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中的比重基本上在原地踏步。
2012年我国中央财政2613.6亿元科技总支出中，基础研究约占15%。相比之下，OECD国家的这一比例基本在30%—50%甚至更高。而美国2000年—2009年间的基础研究投入在联邦研发支出中平均占比为36.5%。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总投入的比例是另一重要指标。
程津培表示，世界上主要创新型国家这一指标大多在15%—30%左右，而我国只有5%左右。至少要达到15%—20%，才能有力驱动基础研究创新。
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90%来自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投入和企业投入不足10%。程津培说：“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重，加大企业投入应是突破口。
”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企业研发总投入6579亿元中，基础研究7.27亿元，在企业研发经费中仅占0.11%，在全国基础研究中占百分之一点多。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更重短期收益，极少开展基础研究。近几年表现颇为抢眼的韩国，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占全国研发总投入的比重现已超过50%，不少专家感慨，“不难理解近年来三星等韩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惊人表现由何而来”。
程津培认为，企业只有增强自身的基础研究水平，才能“接得住”实验室里飞出的“金苹果”，并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形成核心竞争力。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调研组提出了一个建议方案——参照国外成熟做法，由中央财政设立企业基础研究引导基金，用于支持“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起步发展。同时，研究制定激励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财税政策和评价体系，引导企业重视基础研究。
程津培说：“尽快改变基础研究在中央财政投入中占比过低的状况，将经费增量主要用于引导地方和企业增加投入。”
发展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在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路看来，不能光靠提升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基础研究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程，需要从体制、机制等多视角进行考量，还有许多方面的改革需要跟上，比如改革现行的科研评价导向和体系，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能够静下心来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积累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