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物理学大师理查德·费曼生前不仅智商出众、情商超群，而且幽默风趣、平易近人。然而在他的同事默里·盖尔曼教授看来，费曼在为人处事方面不免显得有些“做秀”，而这令他颇感难以接受。
1989年2月，就在费曼去世一周年之际，盖尔曼在《今日物理》期刊上发表了题为“Dick Feynman----The guy in the office down the hall”的纪念文章，除了历数费曼对当代物理学的贡献和彼此相处与合作的美好记忆，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对理查德的风格中广为人知的另一面则不以为然。
他将自己置身于层出不穷的神话之中，并且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打造关于自己的趣闻轶事。
当然，许多趣闻轶事源自于理查德讲述的故事，这其中他一般都是英雄人物，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他都是以看起来比其他人更聪明的姿态不得不出场。我必须承认，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对自己作为他想要超越的对手这种角色越发感到不自在；我也发现，与他一起工作不如从前那么意气相投了，原因是他似乎想得更多的是“你”和“我”，而不是“我们”。
如果说一贯讲究西装革履的盖尔曼对穿着不怎么修边幅的费曼可能怀有一定程度的偏见，那么下面两位物理学家的说法或许也能从某种角度颠覆我们对费曼的印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以色列物理学家尤瓦·尼曼把费曼描写成和盖尔曼一样具有“攻击性”，经常让前来加州理工学院做学术报告的学者当众下不来台。
但费曼针对魏纳·海森堡晚年提出的统一理论所做的不恭敬评论，却实在是太过分了。
按照尼曼的回忆录的说法，海森堡是在1976年访问Caltech时做了一场学术演讲，推销自己关于基本粒子的统一场论。当时盖尔曼借故躲开了，因为他不接受海森堡的理论，但也不想当众提任何让这位老前辈难堪的问题。费曼却一直在海森堡的演讲过程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他甚至从听众席中站起来向海森堡叫嚷道：“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你的理论就是胡说八道。”
平心而论，在学术报告会上提咄咄逼人的问题，是很多有个性的科学家的一种科研方式，问题本身并无恶意。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杨振宁于1954年2月23日在普林斯顿的那场关于杨-米尔斯场论的学术报告会。当时杨振宁与他的合作者并不知道怎样使规范场的量子获得质量，而听众席上的老前辈沃夫冈·泡利却揪住这一点不放，不断发问，以至于杨振宁的报告无法继续下去。
正如大家熟知的那样，理查德喜欢用新奇的方式探究每一个问题，无论重要的还是不重要的问题----“翻来覆去”，就像他所说的。他年幼丧父，他讲过自己的父亲生前是如何教他这么做的。这种方式一直伴随着理查德以非比寻常的努力做到与众不同，尤其是做到与他的朋友和同事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