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院⼠的⼀⽣，出⽣于⺠国初年，在战⽕飘摇中经历了⻘春年华。在⽗⺟的影响下，科技强国之梦深深刻⼊了她的⻣⾎。为了祖国的建设和⺠族的命运，她将此后的岁⽉献给了科学。
从钢琴家到科学家，李林院⼠曾感叹：“我这⼀辈⼦许多事都是出于偶然，如果不是因为⼿坏了，可能去学钢琴；如果不是因为⺟亲舍不得，也可能去学医；如果不是因为秘书打错了⼀个字⺟，也不可能从事今天的专业。”
1923年10⽉31⽇，在李四光34岁⽣⽇的第5天，他的⼥⼉在啼哭中呱呱坠地，取名为“熙芝”。熙芝的⺟亲许淑彬⼥⼠学⾳乐，是⼀位温⽂尔雅的⼤家闺秀。她当时正在北⼤⼥⼦附中教钢琴。⺟亲希望⼥⼉向钢琴⽅向发展。但不幸的是，6岁那年，熙芝的左⼿⻝指因⽣疮短了⼀截。她就没有正规地学下去，只在闲暇时作为业余爱好⼀直保持着。
⽗亲的⼯作给了她⽆穷的想象，也给了她童年的欢乐。因为地质⼯作，李四光经常奔⾛在⼤⾃然中。熙芝跟随着⽗亲，⼭⻦、标本、⽯头、珍奇，在爬⼭涉⽔中，所有的事情都诱发了⼀个孩童的想象⼒和好奇⼼。
因为⽗亲是地质学家，常年从事野外地质调查⼯作，所以经常要搬家。熙芝的⼩学⽣涯经常是从⼀个学校转到另⼀个学校当插班⽣，每个学校最多只能上满⼀个学期。但在⾮常艰苦的抗战条件下，熙芝仍然坚持刻苦学习。初中还没毕业，她就跳级上了⾼中。但按当时规定，没毕业的学⽣是不能报考的。为了能顺利上⾼中，熙芝在报名时灵机⼀动，将⾃⼰的名字改为李林，考上了位于沦陷区的汉⺠中学。从此，“熙芝”成了“李林”。
两年后，16岁的李林再⼀次产⽣了跳级上⼤学的想法。她考取了贵阳医学院，希望成为⼀名救死扶伤的医⽣。但时局动荡、战⽕漫天，⺟亲实在舍不得⼥⼉离开⾃⼰。这次李四光也⽀持妻⼦的意⻅，为⼥⼉选择了⼴⻄⼤学的机械系。尽管对机械并不感兴趣，孝顺的李林还是成了机械系唯⼀的⼥⽣。⼤学毕业后，李林被分配到成都航空研究院⼯作了两年。
1946年初秋，在⽗亲的帮助下，李林前往英国伯明翰⼤学攻读⾦属物理专业硕⼠学位。这次专业的转变，正如李林先⽣所⾔，⼜是⼀次偶然。李四光原希望⼥⼉学习弹性⼒学，但因⼥秘书的⼀字之差，错将elasticity打成了plasticity，变成了塑性⼒学，李林便被分到了冶⾦系读⾦属物理。
虽然经历过⼏次跳级，但李林院⼠的⼥⼉邹宗平⼥⼠却说：“我⺟亲求学的道路并不是‘学霸的道路’。
抗战时期，为了⽣存⼈们到处逃难，很难顾得上读书问题，更何况机械和⾦属物理是两个领域。在伯明翰⼤学留学期间，李林深感⾃⼰的基础知识不牢固，英⽂也不熟练。为了赶上课业，她⼗分刻苦，⼀天中⼗⼏个⼩时都⽤来学习、做实验，每天要学习、⼯作到深夜两三点钟才去休息。这期间，⽗亲的精神⿎励⼀直陪伴着她。李四光先⽣不间断地⽤英⽂给她写信，安慰她“不要着急、慢慢来”，⿎励她“坚持”。
1951年11⽉，在完成博⼠答辩的第⼆天，⼀听闻新中国成⽴的消息便归⼼似箭的李林⽴刻作别了⽼师、同学，作别了⻛景如画的康桥，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她甚⾄连学位证书都没来得及拿。除了对先她⼀步回国的爱⼈和亲⼈的思念，催促她尽快回到家乡的，是她渴望赶紧回来建设国家的热切⼼情。但没想到的是，在她⽇后⼏⼗年的科研道路上，竟然历经了三次改⾏。每⼀次的转变，对李林来说，都意味着从头学起，都意味着巨⼤的挑战。
回国后不久，她进⼊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冶⾦研究所⼯作，先后进⾏了球墨铸铁、包头铁矿、硼钢的研究⼯作。1955年李林（左）在中科院上海冶⾦所。“那个时候，党要⼲啥就⼲啥。新中国需要钢铁，我们就搞钢铁研究，在中科院冶⾦研究所⼀⼲就是8年，我们的球墨铸铁研究在1956年⾸次获得全国⾃然科学奖，新华社还报道了。我们⼀起的三位⼥科学家还荣获上海市三⼋红旗⼿的称号。
”包头铁矿⽅⾯的⼯作也获得了1981年国家⾃然科学奖。
1956年8⽉，当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的钱三强约⻅李林：“我国要发展原⼦能事业，需要从事材料科学研究的专家，我们考虑调你来所。”两年后，李林辞别了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理⽣化研究所⼯作的丈夫邹承鲁，独身⼀⼈前往北京，任中国科学院原⼦能研究所⼯作第六研究室任副主任。她的⽗⺟、⼥⼉虽然也在北京，但因为⼯作的保密需要，李林只有在周末才能回家。就这样，她成了邹宗平⻓达⼆⼗年的“周末妈妈”。
第六研究室主要从事核材料的研究⼯作，主要承担反应堆材料及燃料组件堆内⾏为研究。但这项⼯作因为技术要求很⾼、⼯作艰苦，且具有很强的放射性，⼀般不适合⼥性参加。李林却说：“我对这⼯作很感兴趣，⼲得津津有味”，⽽且“同志们和我合作得很好，这使我感到⽣活有极⼤的幸福”。
在祖国需要的号召下，李林带领着这⽀年轻的队伍，在我国开拓了反应堆材料研究这个新领域。她始终奋⽃在⼯作的第⼀线，参加了第⼀个“反应堆”实验、第⼀颗原⼦弹引爆材料⼯作实验、第⼀艘核潜艇材料实验，为祖国的原⼦能⼯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55岁时，李林第三次服从国家需要，转去研发超导材料。
李林院⼠的学⽣、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邱祥冈回忆：“她说国家有这个需要，我们要去学，要克服困难。”为了尽快了解、掌握这项技术，李林从早到晚泡在实验室，做实验、读⽂献，中午累了就在办公桌上休息⼀下。1986年，⾼温超导发现后，她带领研究团队⽇夜奋战，使我国的⾼温超导薄膜研制达到了国际⽔平，为我国超导薄膜制备研究成果向器件化应⽤打下了坚实基础。
李林在回顾⾃⼰的科研之路时写到：“正是祖国和⺠族的命运，铸造了我献身科学的爱国情怀；新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使我不断变换科研主攻⽅向，树⽴了‘急国家之所急，想⼈⺠之所想’的科研态度。”从钢铁、原⼦能到超导材料，李林的每⼀次科研选择，都坚定地与国同⾏。
⼀直到去世之前，李林先⽣还在亲⾃改⽂章。她对⾃⼰的学⽣说：“⼈只有在科研⼀线的时候，才能够保持对科学的敏感和热爱，尤其是对科学的敬畏。科学实验来不得半点虚假，是必须踏踏实实的。”正是这种诚实的科学精神，为李林赢得了攻读博⼠的机会。
李林的求学⽣涯并⾮⼀帆⻛顺。硕⼠毕业后，因为原来提供奖学⾦的英国⽂化学会拿不出钱，原本希望继续攻读博⼠学位的李林只好在剑桥⼤学的⾦属物理系做实验员，⼀边⼯作⼀边⾃学。
有⼀次，李林在磨⾦相时，不慎丢失了⾦属⽚。她⽤吸铁⽯在地上找寻，没想到吸出了许多⽚⾦属⽚。到底哪⼀⽚是刚丢的那⽚？李林这下作了难。同事安慰她，不要紧，随便找⼀⽚磨⼀磨，教授不会知道的。没有办法的李林只好找了⼀⽚相对⼲净的⾦属⽚进⾏实验。
但李林总感觉⼼⾥不安。她⾃幼接受的教育，便是“要做科学，要做⽼实⼈，不能偷奸取滑”。于是，在给教授送分析报告时，她主动向教授坦⽩了⾃⼰的失误。⼏天之后，教授主动提出为她寻找博⼠奖学⾦，希望她继续读博。就这样，李林留在了剑桥攻读博⼠。读博期间，李林与她在剑桥的同学邹承鲁喜结良缘。
1970年，邹承鲁从上海调往北京。分隔13年后，夫妻⼆⼈终于团聚了。李林院⼠感慨万千，⻛华正茂时，他们两地分居；再聚⾸时，已是两鬓斑⽩，年过半百。团聚后的两⼈反倒更加繁忙。1997年李林（右）与邹承鲁在家中书房⼯作。家⾥有两台计算机。每天下班回家，李林和邹承鲁就⾯对着两台计算机继续⼯作，谁也看不到谁。要说话时，只有站起来把头歪着才能说话。邹承鲁笑说夫妻⼆⼈都是“⼯作狂”，“要是换⼀个早就吵架了”。
每当谈起休假，两⼈便默契地互相抱怨：“他（她）呀，别提啦，⼀休息就⽣病。”⼯作早已成为了李林⽣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哪怕身患重病，李林也放不下⾃⼰的科学研究。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赵柏儒回忆说：“她说作为好朋友，我得跟你说我现在被确诊了，我的病被确诊是癌症了。但是你要给我保密，其他⼈不要再说了，这样的话就怕不让我⼯作了。她说我还要⼯作。”
⽀撑李林克服病痛、继续⼯作的，是她的⽗亲。李四光在得知⾃⼰患了动脉瘤之后，深感时间有限，他还有很多⼯作需要做。为了将有限的时间放到⽆限的⼯作⾥去，也为了多做⼀些⼯作，多为⼈⺠服务，他对⼯作抓得⾮常⾮常紧。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林在⽗亲李四光塑像前（地质⼒学研究所）。
李林说：“我觉得我⽗亲给我⼒量很⼤，就是最后⼏年怎么抓紧时间来⼯作。因为像我们这样年龄，特别是身体还有⽑病的⼈，你不知道哪天就没有了，我们还有这么多⼯作需要做，你怎么能在最短的时间做最多的⼯作？我觉得我从我⽗亲身上得到了⼒量。有时候我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能扛过去。很少有⼈知道我有病，就是这么回事。”
1980年，李林和邹承鲁双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93年国务院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为“中国科学院院⼠”——编者注），和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批学部委员的⽗亲李四光⼀起，铸就了“⼀⻔三院⼠”的典范。
在⼈⽣的最后⼏年，李林院⼠最⼤的⼼愿，就是在科学研究上⾯再做⼀些有利的事，做些实事。她说，这就是最⼤的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