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讨论受到公众关注。笔者认为，就这件事的源头而言，本不该有什么大的争议，即使有，也是在细节考证上的若干辨析分歧，不会到如此热闹的程度。或者说，学术圈（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并无大的波澜，造成“墙内平静墙外闹”的一个很大因素，是因为公众对“四大发明”本身可能并不真正了解。
本文主要谈一下“四大发明”的基本事实，包括容易引发公众困惑的几个问题，以及新近一些学者相关研究的推进，兼谈一点传播和影响。需要强调的是，“四大发明”可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指出的“三大发明”，后经英国大哲培根、美国学者卡特、英国李约瑟等人的总结和传播，已成为目前标准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一说法，该说并非国人自封，而是“外来加冕”。
造纸术的本质，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说，那就是：中国人在西汉时已经发明了造纸术，该技术在以后的年代里传播到全世界。如果说不够全面的话，可以补充上：蔡伦在东汉时改进了它。就造纸术而言，引发公众困扰与混乱的一个词是古埃及的“莎草纸”。这种“纸”出现得很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但它的确不是专业意义上的“纸”。
提到印刷术，不得不先澄清另一个容易引起混淆的概念——活字印刷术。在机器印刷术之前，最早出现是雕版印刷术，然后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它们都是传统印刷术，并且都发源于我国。只不过在我国古代，雕版印刷术占了主流，原因后面分析。
关于我国发明火药的事实，长期以来有两种戏谑。一种源自鲁迅的话，他在《电的利弊》说道，“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来做爆竹敬神。”鲁迅先生警醒国人之意良好，却与事实相违。我们固然用火药来做烟花爆竹，但首次把火药用于军事御敌，也是我们的发明。
在“四大发明”中，指南针或许关注度最大，一方面是公众对这种奇妙事物的好奇心，一方面是学界在指南针研究方面还留有许多想象空间。好奇心加上想象力，便围绕指南针演绎出众多版本的坊间流言，其中最集中的关键词，应该是“司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