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策划推出“大国科学家”系列稿件，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集中展示中国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彰显老一辈科学家的理想与使命，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思想。
老科学家故事由“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采集挖掘。
1935年，一位高中毕业的少年无钱去大学读书，只能在报纸上反复翻阅广告信息，寻找谋生的机会。一行小字招工广告映入他的眼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招考一名计算员。当时，这个年轻人并不知道“人类学”具体是什么，只是觉得这种研究机构，似乎更适合自己酷爱读书的秉性。
于是，他按照广告的地址前往南京北极阁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被安排填写了工作申请登记表，当场解答了一份考卷。谁也不知道，这竟然是中国人类学学术发展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瞬间。这位少年就是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吴汝康。
从计算员到研究员，吴汝康幼年丧父，家境清贫，虽然以优异成绩从常州中学毕业，但因交不起上大学的高额学费，只能选择进入社会谋生。那次应聘一周后，他收到了一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公函。他已被录用，成为一名人类学组计算员。等他高兴地走上工作岗位，才发现这个职位，并不是敲着算盘计算，而是需要进行繁重枯燥的体力劳动。
这份枯燥乏味的工作让很多人无法忍受，吴汝康却默默坚持了下来。这份坚持，让吴汝康遇到了人生旅途和科研事业中的“伯乐”——著名人类学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吴定良先生。吴定良很欣赏吴汝康的踏实可靠，带着他奔走在贵州、云南等地，开展大量体质调查，为他打开一扇实地接触人类学研究的大门，成为影响他人类学研究历程的第一位老师。
次年，吴汝康积攒出足够的学费，顺利就读中央大学生物系。就在他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发奋读书的时候，学术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1936年11月，全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一则重要新闻，北平周口店又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这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发掘出土的，那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
然而，由于挖掘和研究的经费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出来的北京猿人化石，都由国外控制的机构保管，中国学者无法直接开展猿人化石研究。研究成果的署名也都是美国、加拿大人类学家，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在国际学刊上发表中国出土的“北京人”的论文。吴汝康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心日后一定要为中国学者争一口气，将来要成为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专家。
1940年，吴汝康以优异成绩毕业。因为对人类学研究的热爱，他选择重返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担任研究实习员，正式开始专业系统的人类学研究。他给吴定良先生当研究助手，到贵州安顺、平坝、普定、织金等县深入调查居民体质。当时正值战火纷飞、兵荒马乱，冒着被土匪抢劫杀害的危险，他行走于祖国的山山水水之间。
1946年底，吴汝康考取公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解剖系作研究生，研读体质人类学。
三年后，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当时，导师都劝他留下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发来邀请函，邀请他去该校任教。但吴汝康却断然谢绝了。他放弃了在美国优渥的物质生活，更放弃了学术资源和研究环境。当时，也有人劝他追随国民党南下，毕竟他的妻兄已经成为国民党的新闻界要人，可以为他安排收入很高的工作。吴汝康选择历尽千辛万苦，回到祖国的怀抱，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他辗转到达大连医学院，在解剖学系任教。
1952年，他偶然到中科院看望朋友。正好遇到时任中科院编译局局长的杨钟健。杨钟健与他攀谈起来，推心置腹地说：“吴先生，解放前就读过您的大作，知道您在美国专攻人类学，您回到了祖国，又在这里碰到您，真是太巧了。我现在正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周口店遗址发掘已重新开始，欢迎您来参加研究工作。
你是中国第一位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体质人类学家，参加‘北京人’的研究，可以加快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这对树立我国在世界古人类学研究领域的形象是有重要意义的。”吴汝康完全没有考虑个人的待遇等问题，当场应允，“为发展祖国人类学贡献力量是我多年的夙愿”。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和古猿化石，大多是经过吴汝康测定，并由他研究或者由他主持研究的。
他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研究了北京周口店1949年以后发现的直立人肢骨、牙齿和下颌骨，陕西蓝田陈家窝的直立人下颌骨和公王岭的直立人头盖骨，安徽和县直立人头盖骨，湖北梅铺的直立人牙齿，河南淅川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牙齿，广东马坝的早期智人头盖骨，山西丁村的早期智人牙齿，四川资阳晚期智人头盖骨，广西柳江晚期智人头骨、脊椎骨、髋骨和大腿骨，广西来宾的晚期智人残破颅底骨，内蒙古乌审旗的晚期智人顶骨和大腿骨等等。
他从事田野研究，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
20世纪60年代，在那场人猿分界的辩论中，吴汝康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指出从古猿演变成人是一个大的质变过程，有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生物属于亦猿亦人的阶段。直立行走、制造工具、大的脑子、语言、意识、社会等人类的重要特征并非同时出现，亦猿亦人过渡阶段的开始的标志是两足直立行走，结束的标志则是制造工具。这些著名的论断，不是来自头脑的臆想和推测，而是扎扎实实地科研实践和理论探索。
吴汝康向年轻人传授自己多年从事科学研究的体会时，语重心长地讲，“科研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工作，切不可急于求成、草率从事，更不可好高骛远，奢望一步登天立即获得重大成果，当然，更不能弄虚作假。”在田野研究的过程中，他朴实无华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20世纪80年代末，湖北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但被压扁了的人头骨，后来被误认定为南方古猿。南方古猿在中国还不曾被发现，这一说法即刻引发了媒体轰动。
不少电视台、报纸竞相报道了这一“重大发现”。这件事本来跟吴汝康并没有直接关系，而且，做鉴定的也是同一个“圈子”的，似乎没有必要去“得罪”人。但看到报纸后，吴汝康立刻给湖北当地主管文物工作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坦率指出这个新发现的头盖骨不是南方古猿，最终鉴定结果证明，这个头骨是直立人的，的确不是南方古猿。
20世纪90年代，有一家科学报纸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河北省泥河湾小长梁出土了168万年前的石器。报道提及某科学家“关于中国人类制造石器的历史可追溯到四五百万年以前”的推测。而事实上，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石器最早的也不过距今大约250万年。吴汝康看到之后，专门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是出于对中国古人类学科学声誉的关心和负责。
正是这个一门心思安安静静做学问的老实人，为中国人类学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著作《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一书，成为中国古人类学的经典著作，被美国、日本、韩国等诸多国家翻译、翻印，滋养了全世界人类学研究者。他关于蓝田、周口店、和县的直立人、丁村、马坝、资阳与建平等处的智人化石的研究报告，至今依然是研究中国古人类学者的必读参考文献。
美国出版的《体质人类学历史百科全书》中，他是唯一作为专条被列入的中国体质人类学家。
1982年吴汝康作为重要嘉宾参加在法国尼斯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古人类学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2020年，为了纪念吴汝康院士卓越的学术贡献，国际小行星委员会批准，将编号为317452号的小行星正式命名为“吴汝康星”。
2020年8月31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何梁何利基金会、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专门举办了“吴汝康星”命名仪式。这场仪式，正是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举行。那里是中国古人类学界的“圣地”。多少烽烟，多少遗憾，多少谜团，多少执着，都凝聚在这方寸之地。在这里，有着吴汝康在1936年便许下的豪言壮志——决心日后一定要为中国学者争一口气。在这里，有着吴汝康以及无数中国人类学家的光荣与梦想。
在这里，将有无数中国科学家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