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在天津大学一场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的研讨会上透露，我国今年将首次摸清留守儿童底数。留守儿童问题早就是我国重要的社会问题，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大学生支教群体等都将目光放在留守儿童身上。为了引起社会关注，留守儿童被很多媒体贴上了“问题儿童”的标签，但他们真的是问题儿童吗？我们需要对这些标签审视一下。
早期很多教育、心理、社会等领域的研究前提假设都将留守儿童定位为“问题儿童”，认为留守经历使儿童产生了心理问题，调查结果也确实显示了：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如自尊较低、情绪较不稳定、表现出较多的违法和违纪行为，存在孤僻心理与人际交往障碍等。
但由于研究的局限性，比如大部分只是个案研究，容易以偏概全；只将留守群体与非留守群体对比，而将普通儿童正常的心理表现视为留守儿童的特有现象；除了留守经历，造成心理问题的还有儿童的个性特征、家庭经济状况、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等很多因素。
后来逐渐有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智力水平等与非留守儿童总体上并无差异，孤独、抑郁、自卑、逆反等现象在非留守儿童身上同样存在，懂事、乖巧的留守儿童也大有人在。研究者们还意识到尽管“问题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对他们的重视，但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或者“污名化”对留守儿童及其父母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心理学上有很多现象或效应都可以告诉你贴标签或“污名化”可能带来的危害，如自我验证理论的自我证实恶性循环、皮格马利翁效应的暗示效应，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情境影响等等，在此不多做解释，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查看。总之，从“问题”视角的过度关注可能会造成留守儿童的被歧视感、被排斥、过度自卑、缺乏生活学习的动力等心理问题或行为。
同时，父母可能会产生的自责、纠结等心理问题，这对本身就缺少父母关爱、照顾的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代浪潮——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和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都主张用积极的、非评判的、功能性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尤其是问题、挫折和困难等。
对于留守儿童，我们更应该用不带评判的、没有偏见的、真诚的态度去充分发掘和利用留守儿童自身的资源，为留守儿童创造一个更加温暖、更加健康、更加积极向上的生长环境。
留守本身不是问题，毕竟人生总是会有这样或那样无法控制的挑战和选择。一项对父母与留守儿童通过手机等交流沟通的调查研究（2015年）发现：父母们会通过电话、短信、视频等方式与孩子互动交流、表达情感。另一项对在外打工的父母们的需求调查研究（2016年）发现：即使外出，父母们并没有放弃他们对孩子的抚养者角色，他们仍然希望与孩子建立情感交流和良好的亲子关系。
留守儿童更不等同于问题儿童，父母、学校及社会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体差异，允许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分析、解决问题，帮助他们进行正确的自我定位，消除心理的不良因素，形成积极健康的心理态度。
此外，留守儿童自身的内在成长力量不可小觑，在遭遇逆境时，有助于个体良好适应的保护性因素被有的研究者称为心理弹性（Resiliency），在ACT中，我们称之为心理灵活性（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最近发表在《国际社会精神病学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iatry）》上的一项对2968名中国大学生（其中1063名，35.8%有一年及以上的留守经历）的研究分析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可以调节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也就说是，通过增强他们的心理弹性，可以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
留守儿童的心理弹性主要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1）性别：女童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童；（2）年龄：父母外出时儿童的年龄越小得分越低；（3）父母外出情况：父亲外出的>双亲均外出的>母亲外出的；（4）与父母团聚频率：团聚的频率越低，心理弹性越低；（5）父母在外时间：2年以内>2~5年>6~10年>10年以上等。当然，这些同样是对样本的平均结果分析，并未考虑个体差异，需要注意但不可以偏概全。
总而言之，留守儿童需要整个社会尤其是父母真诚的关注和关爱，让他们知道，他们与其他所有孩子一样，都是被爱着的、都有通过努力获得更多选择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