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我们怎样读大学——访科大著名校友朱学良 | 熊卫民访谈》中，朱学良研究员回忆了在科大勤勉读书、筚路蓝缕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岁月。在接下来这部分谈话中，他回顾了自己后来留学美国又毅然归国，先在大学然后在研究所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经历，包括他所亲历的PI制最早在中国试点的经过。从这些经历出发，他比较和分析了中美的科研文化、科研主力等，对限制中国科学进一步成长的瓶颈作了深入反思。
受访人朱学良，1963年生于云南楚雄，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1988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0年底赴美国，以联合培养方式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完成博士论文，1994年底回到科大，1995年获博士学位。同年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博士后并任课题组长。
1997年被聘为副研究员、研究组长，1999年晋升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年转入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以后又历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学位委员会主席、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细胞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细胞生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朱学良研究员回忆了自己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经历，包括科研能力的提高和对美国文化的深入了解。他提到，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细致系统，而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则相对粗犷。他认为，以研究生而不是以博士后为主力，是中国在科研方面的一大瓶颈。
朱学良还谈到了自己回国后的工作经历，包括在科大和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他提到，回国后初期遇到了设备不足的问题，但后来通过中国科学院的改革试点，他得以在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继续开展研究工作。
最后，朱学良比较了中美科研主力的差异，指出美国的科研体系特别重视博士后经历，而中国的科研体系则更多依赖研究生。他认为，如果中国科研的主力军不能逐渐转型成博士后，可能会成为制约中国科研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