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开创人造卫星事业
1958年大跃进中，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曾提出“上天、入地、下海”。上天，就是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发展星际航行技术，也就是到太阳系其他行星上去。入地，就是向地壳深部开发。下海，就是对公海资源利用。提出我们中国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人中，最积极的是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张劲夫把科学家的意见反映到武昌会议上，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同意科学院搞人造地球卫星。
批准拨出两个亿，专门给科学院搞人造地球卫星。当时为了搞卫星，成立了581组，还分别以力学所、自动化所、地球物理所为基础成立三个设计院。
当时打算发射一颗科学试验卫星，设想“苦战三年，实现上天。”后来，因为遇到三年经济困难，邓小平、陈云对张劲夫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因此采取了积极的调整方针，着重打基础、练兵。
1964年张劲夫到科仪厂（后来发展为卫星总装厂）蹲点，明确提出了“两化、三出”的要求。“两化”，即革命化，现代化。“三出”，即出成果、出人才、出产品。产品就是卫星和科学仪器。张劲夫回忆说，实践说明，1958年提出要在1960年发射是一种热情的想法，过于乐观了，实际上还存在许多困难。能不能把卫星发射上天，首先，要看运载工具能不能把它送上去。
我们1960年才发射成功一颗近距离的火箭，而放卫星还需要大推力的火箭。第二，卫星本身也遇到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太空是近于真空的，需要在地面建立巨大的设备，模拟太空环境，工作量很大。送到卫星上的实验生物，如小白鼠、小狗，要在地面真空环境下实验失重等问题。这种特殊实验设备需要科学院设计，请产业部门工厂加工制造出来，这都需要时间。
再就是卫星在太空飞行，对着太阳的一面，温度是零上几百度，背着太阳的一面是零下几百度。卫星本身需要有调控高温和低温的措施，才能保持自身的温度平衡。
1964年我国中程导弹发射成功，同年12月，赵九章上书周恩来总理，认为抓卫星工作已是时候了。周总理批示要科学院拿出方案。
张劲夫、裴丽生、竺可桢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讨论，经国防科委协调，中央专委批准，决定把人造卫星列入国家计划，并决定由科学院负责卫星工程总体的技术抓总，并负责卫星的研制和卫星地面测控台站网的建设。为此成立了651设计院，即卫星设计院，院长是赵九章，副院长是钱骥。科学院用大量外汇武装了科学仪器厂，即卫星总装厂。此外，还有相当一批搞卫星的所、厂，技术力量很强。
北郊的空间环境模拟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了，自动化所、电子所、地球物理所搞卫星控制、遥测、跟踪、定轨，数学所和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对卫星运行轨道的设计和计算……科学院研制卫星的工作进展很快。
不幸的是，出现了文革浩劫。1968年以后，651设计院、科学仪器厂、各试验基地和与研制卫星有关的基本队伍，统统移交给了国防部门，1968年成立了空间技术研究院。因为要到军队去，所有人员都要进行政治审查，哪些能够到军队的，哪些不能到军队的，把人员给搞乱了。这也耽误了一些时间，影响了科学院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卫星上天的时间是会提前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陈伯达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他在北京赞成刘少奇派工作组。1966年6月22日，在文津街科学院的小会议室里，当时聂总和其他几个同志都在场，研究科学院刚刚发生的“应地所事件”。陈伯达当时批评张劲夫说：“王××把有原子弹爆炸资料的保险柜都撬开了，你还不抓他？要当反革命来抓！你太软了，你失职了，你要坐牢！”张劲夫把陈伯达的指示编成了运动简报上报下达，并且把王××作为反革命进行了行政看管。
毛主席回到北京，反对派工作组，把矛头对准了刘少奇。陈伯达见风头不对，马上转了。关于处理应地所抓人的事，他装糊涂说：“我讲过了吗？”“我记不住哇，好象不是我讲的。”7月30日，经中央文革小组策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技界万人大会，他们让王××上台控诉张劲夫和院党组镇压科学院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群众”，陈伯达坐在主席台上，双手举过头鼓掌，表示支持。
身在高层领导位置上的陈伯达，作如此恶劣的表演，把党性原则很强的张劲夫和院党组成员置于了困境。科学院也由此很快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陷入了持久的动乱之中。
对于陈伯达的表演，很多人是难以理解的。倒是张劲夫自己首先想通了：陈伯达怕我总申辩王××的事，如果我张劲夫有发言权，万一把事实讲出来，就会有人说他在科学院执行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就当不成左派头头了，当不成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了。因此，他非剥夺我的发言权不可，非把我打倒不行。
1967年1月风暴，张劲夫等院领导被打成“反党集团”，夺了权，抄了家，人被关进了“牛棚”。
先是让张劲夫在力学所工厂劳动，有红卫兵监督。然后，又把他弄到地球物理所，再到北郊地理所。地理所有个造反派，是个复员军人，曾对他拳打脚踢。在那段时间里，他动不动就被拉出去批斗，每个单位的造反派都不甘落后，科学院在京有几十个单位，轮流批斗了好几年，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次，有人计算先后达几百次。造反派说他是刘少奇的人，审问他从刘那儿领了什么黑指示，又是怎么样在科学院贩卖的，还要他交代同党的名单。
他从不上推下卸，说是他自己理解有错误由他自己负责。他也和他的老师陶行知一样：“朋友我不卖”。
由于张劲夫在科学院多年来的工作成就突出，又具有的特殊人格魅力，因而深得人心，想在科学院的广大职工的心中抹掉张劲夫的良好形象是不可能的。张劲夫患肩周炎，需要到中关村医院理疗，监督他的红卫兵中就有人给予他尽可能的保护，不让其他造反派随便拉出去批斗他。大夫对张劲夫也很好，把他的肩周炎治好了。
开批斗会时，经常有一批人保护他。工人们怕张劲夫不安全，有时有好多人跑到他的前边去，组成一个保护圈，以免退场时被其他造反派抢走接着斗。就在张劲夫住地理所“牛棚”最难过的时候，在进驻科学院的工宣队中，有一位老工人是从上海调到北京的，因为张劲夫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这位工人师傅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对造反派讲，你们说他这个那个的，你要有证据呀！没有证据不行，我们工人可是实事求是的。
并说“我看张劲夫将来还要工作，你们要把他的身体搞坏了，将来要负责的！”当时造反派只给张劲夫每月12元的伙食费，每顿饭只准吃5分钱的菜。食堂的炊事员经常偷偷往他碗底下多加一个菜，吃炸酱面时，就混着打两份给他。
过了那一阵子，张劲夫被转移到了通县的科学院印刷厂劳动。通县印刷厂的老工人主要也是上海调到北京的，他们对张劲夫更为了解，也有更多的关照。在厂里，人们教会了他打太极拳，每个星期让他休息一天，还允许他看书学习。工人排版遇到拿不准的字，就向他请教，他也有求必应，和大家相处得蛮不错。乐观豁达的张劲夫，认为自己在十年动乱中，能得到这么多群众的保护，与其他人比较，就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了。
1974年国庆节，张劲夫在家养病的时候，应邀出席了周恩来总理举行的国庆宴会。张劲夫的名字隔日见报，算是被解放了。被难时间长达7年又8个月。
出任财政部长
张劲夫恢复工作后，先是作为国务院联络员帮助铁道部解决交通阻塞问题。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任命他为财政部部长，在任四年半。这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文革所造成的多年动乱，致使国家财政支大于收，欠帐尤多。职工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日子十分艰难。他在李先念副总理领导下，顶着“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按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从四大方面入手，狠抓财政工作的整顿。
第一，进行机构整顿，把文革中被撤消的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司、局建制全部恢复。撤消“五七”干校，将在那里劳动改造的干部大部调回机关恢复工作，恢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分开两个部门等。
第二，抓思想整顿，强调贯彻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张劲夫提出“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要划清“社会主义积累”与“利润挂帅”的界线。清除“四人帮”鼓吹贯彻规章制度就是“管、卡、压”的流毒，旗帜鲜明地纠正有令不行、有章不循、各行其是的混乱状态，理直气壮地促生产，抓社会主义积累。
第三，抓财政业务上的整顿，恢复正常秩序。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整顿财政金融的意见》，即《财政十条》，要求扭转企业亏损，加强基本建设拨款管理，加强银行信贷管理，控制货币发行，严格财经纪律，以及改进财政和信贷管理体制等。尽管因为有“四人帮”的干扰，文件没有能够下发，但是，其基本精神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贯彻。这对于促进我国财政复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进行财政管理手段的改革，建立了计算机中心，结束了我国长期人工管理财政金融的历史。
正当国家财政情况有所好转时，“四人帮”又刮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国家财政金融再度陷入一片混乱。财政部中有一小撮人也扬言要批判张劲夫，但是，由于部里绝大多数人采取了不与之合作的态度，他们未能得逞。
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持续了10年的一场浩劫宣告结束。
张劲夫兴奋异常，他在财政部党组会上，用手敲击着桌子侃侃而谈，感到政治上得到了彻底解放。已经是年过花甲的张劲夫，劲头十足，坚定地表示，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和改革，大力扶持生产，与全国人民一道，促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结果，1978年国家财政收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1978年、1979年分两次对全国职工的工资进行了大规模的提资。
更值得提到的是，在他领导下，成功地解决了中美建交后历史上遗留的债务纠纷，扫清了两国开展贸易的最大障碍。中美资产问题产生于1949年两国断交之时，中国将1949年以前美国遗留在华的不动产全部收归国有；美国宣布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机关和公民的在美存款。
1972年中美建交后，虽然周总理与基辛格就曾经提出过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即以美国冻结中国的资产抵销中国没收美方在中国的资产；两国民间资产，由两国政府自行解决。但美方以美冻结中国存款分散在许多银行而不易收回足额为由，将中方给他们的补偿差额一再提高，致使会谈搁浅。因为两国资产问题没有解决，使得中美直接贸易受阻。
为了突破中美贸易这道难关，1979年，张劲夫主动邀请美国财政部长布鲁门塞尔率团来华商谈。
因为美国仍然坚持原来的条件不变，北京会谈没有成功。之后，张劲夫应美国财政部长的邀请，率团飞抵美国继续会谈。会谈的形式是双方的财政部长各指定三、四名专家进行磋商，财政部长在幕后指挥。专家小组连续谈判三天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张劲夫为了打破谈判僵局，组织专家进行了详细测算，中方需要向美方支付的，包括已经从法国取回的美国冻结的3000万美元，计8000多万美元。
他提出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由中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分三年共支付8050万美元，了结美方全部资产要求。对于中方的资产，则由美国政府正式宣布解除冻结中国的银行存款，由中方向各家银行具体核对帐目，收回存款。
当中美专家小组再次谈判时，美方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方案。这时离中国代表团回国的日期还有一天的时间，双方专家小组连夜进行中英文各条文的磋商与推敲，确定了最终文本。
在张劲夫临上飞机之前，两国财政部长才在机场草签了《中美两国关于解决资产问题的协定》，至此，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得以解决。在这场不动声色的较量中，充分显示了张劲夫机智灵活与多谋善断。以后的结果是，经过中国银行两年的积极努力，我国不但收回了本金，还收回了部分利息，共计一亿多美元，即我方分文未出，还净得2000多万美元。这次谈判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使中美贸易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80年到1989年，中美贸易额每年平均增长10亿美元左右，198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22.5亿美元。
1979年3月，党中央决定成立由陈云主持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姚依林和张劲夫为专职成员，在陈云直接领导下，进行了清醒、稳妥的调整。
回故里任职
1979年底，中央决定调张劲夫回故里任职，担任安徽省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张劲夫很高兴接受这一任务，因为安徽是他的故乡，抗战八年又战斗在安徽，他对家乡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也很想为家乡人民做点事情，以报答家乡人民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张劲夫回到故里，他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儿子，不是做官，而是公仆，要伏下身子为人民服务。他每遇到熟人来，总是在家里加几个菜，自己掏腰包。
安徽虽有些土特产，他从未拿公家和群众的东西向人送过礼。下去调查研究也是轻车简从，他和秘书、警卫、调研人员坐一个车，没有警车开道。有时坐火车出行，他特意坐在硬席车厢，借此机会接近群众，了解民情。下到各地县时，一律不搞迎送，不搞宴请。到群众家里看看谈谈，除有关人员相陪外，不搞层层陪同。他总说“咱们安徽是个穷省，不能穷庙富和尚。”他心里想得最多的是，自己如果做不好工作就对不起家乡人民。
他这样做，省委、地、县的其他同志也大致要照他的样子做。因此，在他任职安徽期间，全省除有少数进口的普通车外，县级干部都是坐老式北京吉普车。他经常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几年中，他跑遍了全省的角角落落。司机老惠告诉他，每年跑一万多公里，相当于一年一个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他下去调研时，发生过一个不仅让安徽人民、也让全国人民都很感动的故事：张劲夫有一次去马鞍山，在离市区还有几十里路的地方，看到路边躺着一个有病的妇女。他立即下车，要司机送这位妇女到市区医院看病，自己则步行到市区。此事很快传开了，张劲夫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在家乡任职两年四个月，相信和支持家乡人民群众的创举，做了四件事：一是对农业，他积极赞成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对条件好的地区，则探索多种形式责任制，有统有分，不搞一刀切。二是提出淮河上、中、下游统一治理的建议，被中央采纳。三是抓整顿党风。四是倡导兴办地方工业。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搞多种形式农业生产责任制。
有这样一件事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天，颖上小张家大队支部书记半夜来找张劲夫，说他们队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得好，能减少干热风灾害，还搞了一个绿化小公园。支部讨论，有的主张分，有的主张不分。问他怎么办？张劲夫说：“你召集农民大会讨论，把利害说清楚，由农民决定。”结果大多数农民赞成有统有分，田地可以分到户，环保绿化公园不分。后来，这个村成为联合国承认的环境保护的好典型之一，闻名全世界。
实践使他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遇到自己拿不准的事情时，要相信和支持群众的创举。在他工作的两年多时间，粮食大面积增产丰收了，绝大部分农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得到了解决。张劲夫认为他和不少同志都是农业责任制的探索者。回顾这段历史过程，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思想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这确实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对发展安徽的地方工业，他提出要与上海联合，他亲自去上海联系，与上海在马鞍山联合办了一个纺织品公司，生产出不少年优质名牌产品。
总之，张劲夫回故里任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把安徽的经济快点搞上去，使家乡人民快点富起来。
1982年夏，中央调他到国务院工作，家乡人民也舍不得让他走，他自己也不愿意离开安徽，觉得为家乡人民做的事情太少了。
积极推进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张劲夫接中央通知，到北京见到了赵紫阳，本来想说说留在安徽的意见，赵把写给邓小平的信和邓小平的批示交给他看。信的内容是说，党中央决定改革开放后，国务院任务重了，要张劲夫协助姚依林副总理管国务院的经济工作，职务是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小平批示：“同意。”看了信以后，张劲夫觉得也不好再提意见了，只好回到北京任职。
十三大以后，张劲夫被选为中顾委常委，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兼秘书长，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直到1989年秋离休，历时七年多。这七年多时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高潮时期，他经历和处理的事情很多，其中主要的有：物价改革、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内河对外开放、关于特区是否发行货币、人才引进等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物价改革成效显著，企业经济体制改革也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子。
1982年他担任物价改革小组组长，从抓产销矛盾非常尖锐的纺织品价格改革作为突破口，进展顺利、成效显著。1983年，仅这一项，国家就比上年减少了46亿元的财政补贴，且净增19亿元收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沿用了30多年的布票，在改革大潮中退出了中国的流通市场。
积极推进企业经济体制改革，可以说是继农村改革以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全局中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而且比农村改革复杂和艰巨得多。他坚持从实际出发，探索前进，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抓经济效益。他针对很多国营企业只重视产值而不重视经济效益的状况，一针见血地指出：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经济效益问题，是要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也就是以最小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收益问题。
张劲夫是我国领导人中最早提出股份制的人。他认为股份制是中性的，资本主义可以利用它，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它。因为，要改变小而全、大而全的不合理经济结构，须使每一个生产要素都要优化，所以，要打破地区部门界线，进行优化组合，组织企业集团。要政企分开，按经济规律办事，做到自愿、平等、联合。要采用股份制办法，尊重各单位的合法经济利益。
第二，抓技术改造。
张劲夫经过到国外考察和调查研究，深感我国工业落后，与先进国家差距很大，须急起直追。怎么追？首先支持几个沿海工业城市上一个新台阶，国家要下大决心输血。为此他建议从不多的8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中，每年拨给上海3亿，天津2亿，青岛、大连各0.5亿（包括人民币配套），连续三年。对上缴财政过多者，中央要让步，少拿多留，使他们能自己造血。再加上引进外资，使他们上一个新台阶。
对这个超越常规的特殊措施，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争论很激烈。当时赵紫阳任总理，表示同意这么干，不必争论了，由三年后的结果做结论。三年过去了，这些城市果真上了一个新台阶，天津形成了新气候，小平同志要上海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上海也真的做到了。
第三，抓技贸结合。当时，建设项目重复引进很多，如化肥已引进了13套，还要引进第14套。专家们意见很大，认为必要的引进是对的，重复引进过多是不好的。
他们尖锐地指出：“四个现代化主要靠我们自己干出来的，不是靠买来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时，应该让我们自己的专家有机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顾客是上帝，我们买谁的设备，这本身就是与他们讲条件的有力筹码，为什么不借此提出让中国专家参加的要求呢？”张劲夫听取了专家们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技贸结合”的方针。技贸结合，其内涵是要“三件”结合：设备是硬件，技术资料是软件，人才是“活件”。
最后这一条，就是要让中国专家参加，共同设计、共同制造，尤其是关键设备要有中国专家参加，并同样享受专家待遇，费用由卖方出。我国在宝钢二期工程中率先实行这个方针，首先被德国接受，就由德国中了标。日本人检讨他们保守了，在宝钢二期工程的连铸项目招标时，他们也接受了我国的条件，中标了。此后，在引进比利时和美国贝尔分公司的程控电话时，都得到了顺利推行。
美国麦道公司的飞机，同意在我国上海合作生产，推动了波音公司让出若干部件在我国生产，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技术水平。总之，在技贸结合方面，明确提出：我让市场，你必须让技术，让中国专家参加，在国际上公开招标，让各家竞争，这是符合平等互利原则的。后来经贸委内成立重大设备办公室，由林宗棠负责，所有要进口设备的单位要经过该办公厅的同意，一律采取“三件结合”办法。
这样做，使“引进、消化、吸取、创新”的方针落到了实处。通过引进设备，提高了我们的技术水平，就可以用先进的技术提高我国产品研制的水平。
永远的小学生
1958年，中共中央成立以聂荣臻为组长的科学小组，张劲夫是成员之一；1962年他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65年补选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文革前一直参与国家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层决策。
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时被选为中顾委常委。从1934年在上海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到1989年秋离休，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65个春秋。
76岁的张劲夫开始过离休生活，光阴荏苒，转眼十年过去。张劲夫因为操劳过度，离休后帕金森综合症发作，严重时不能够走路，也说不了话。但是，就是凭着他那颗奔腾的心，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病魔，奇迹般地又站立了起来。经过药物治疗，特别是有他夫人胡晓风的悉心照料，他那个聪明的大脑又恢复了记忆，说话清晰如前，经过锻炼，走路也比较稳健，仿佛又获得了人生的第二个青春。
恢复了健康、过着离休生活的张劲夫，并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赜养天年。他把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日程表安排得紧凑而又有规律。他严格要求自己，每遇到工作，还像一个拼命三郎，追求尽善尽美。他已写出了一本《怀念集》，反映了一生中与他同行并曾经给了他教育和影响的亲人、老师、首长，乃至他的马夫等的感人思想和事迹，也折射出他自己“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五彩光辉。
86岁的张劲夫正在潜心研究我党、我国的两个根本问题：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和中国的所有制问题。他虽然年事已高，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但仍坚持学习马列主义的原著，仍然坚持锻炼身体，不时到外地看看。他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大好形势，也看到一些消极现象。他认为我们国家总的形势是越来越好。他写了这样一首诗，“长江之水势激流，日夜奔腾那肯休。纵有关山拦去路，不到东海不回头。”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
纵观张劲夫的人生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始终忠于人民利益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一个永远的小学生，永远的耕耘者。他的一生是勤奋学习的一生，忘我工作的一生。他今年虽然八十有六，但仍为“劲夫”，学习不止，耕耘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