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也包括曾经参与过心理援助工作的志愿者们。正值汶川地震十年之际，中科院心理所和中国心理学会主办、增爱公益基金会和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支持，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和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承办的“心理援助2018国际研讨会暨汶川地震灾后心理援助十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和绵阳两地举行。
借此机会，中科院之声联合中科院心理所邀请了几位曾经经历汶川地震、参与心理援助的志愿者们，回首十年历程，“科技救灾不忘初心，心理援助砥砺前行”。
2008年5月12日注定是个被铭记的日子，这天也是我到中科院心理所报到的日子，而我接到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收集整理灾后心理援救的资料。随后的一个月，我和新同事们在繁忙中度过——一天编宣传册、三天准备项目启动、七天编完一本书，每天处理几十、上百的来自北京乃至全国的支持信件，送走一批批专家、志愿者到最前线，似乎完全没有停歇的时候。灾后一个月，我自己也到了绵阳。这是我第一次到四川，却跟天府之国没有关系。
我到绵竹站的时候，工作人员的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飞跃，住进了经过“质检”的楼房。每天一早七、八个人紧进一辆面包车来到工作场所——绵竹体育场临时安置点。
中科院心理援助站也跟其他帐篷一样并不起眼，但在这里我却度过了非常紧张而充实的十五天，给临时安置学校的学生上心理活动课、走访灾民、进行筛查是作为专业志愿者的日常，在安置点上，我们还组织了一场特殊的告别——七七送亡灵，在哀伤的唢呐声中，喧闹杂乱的帐篷区安静下来，让人们能有个专门的时间处理哀痛、进行告别。每天晚上回到驻地的时间更为宝贵，所有人都要报告这一天的工作、以及第二天的计划。
有时候开着会，余震来了，大家都安静下来，听着窗户抖动、看着灯摇动，短暂的宁静后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继续讲述白天遇到的需要进行跟进的个案。
在绵竹工作站最后几天，我被安排到东汽进行走访，这也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地震的力量，原来高大的厂房已经坍塌，只剩下框架和立柱兀自立着。东汽另一个感受是强烈的消毒水味道，这种味道时刻提醒着你，死亡并不遥远。
相比死亡，我也更加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当你听到学生们在临时板房里上课的读书声、大人们打麻将的声音（同事后来研究显示，打麻将是汶川地震后四川人特有的应对方式，有助于缓解应激）、吃着双椒拌饭和麻婆豆腐（前期安置点都是统一的大锅饭，北方的胃也不得不适应川菜的辛辣）、看着儿童们在帐篷前做游戏，都是那么生气勃勃。
在这里，我也认识了很多志愿者，有来自云南的医生、北京的摄影师、来到家乡的小学老师，甚至是在美国学习咨询的神父。每个人在援助站里都发挥特长，又听从指挥。在没有具体任务的时候，我们做的最多的是陪伴，尤其是儿童。心理援助站是很多孩子最喜欢的地方，有玩具有漫画书（灾后编制了儿童心理自助漫画），还有志愿者们带领游戏。
我们有的时候会让孩子们用水彩笔画画，或者让他们手机拍下帐篷区的点点滴滴，而这些早期的尝试，也成为了进行的利用影像（摄影和绘画）进行儿童心理干预的基础。
在帐篷安置点时的摄影师马小红
在板房时期，画家臧纯和韩勇与孩子们在一起上课这个被叫做“我的影像成长日记”的干预项目，来自北京的摄影师志愿者和她一批批的艺术家朋友，在北川坚持了一年，而我也在这个项目的设计过程中学到了更多知识，对灾难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2009年的六一，北川和北京两地同时举行了“会飞的房子”展览，展现了孩子们对于自己和身边人事物的观察和认识，也在一幅幅“日记”中流露出内心的变化。在北京儿童和北川儿童的连线中，我也再次听到了久违的“川普”，看到了回到孩子脸上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会飞的房子》北川
《会飞的房子》北京
四川和北京的学生通过网络进行视频互动地震后的第三年，我第一次来到北川，这个很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说熟悉，不仅因为“我的影像成长日记”主要在这里完成，而心理所北川工作站也是所有灾后工作站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个。这次到北川是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对灾后儿童和丧亲者进行追踪调查。北川是汶川地震中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整个北川城全部毁坏，4.4万居民在地震后只有2万多人幸存。在老北川废墟遗址上，当时的创伤还清晰可见。而这种创伤也还深埋在人们心中。
在追踪的一百多名丧亲父母中，三年后心理疾病（主要是PTSD、焦虑、抑郁等）发病率仍超过40%，很多人有严重的失眠等问题。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帮助联络其他家长的杨姐，她的独生女当时在北川中学读高二，在地震中和她许多同学一起永远被掩埋。杨姐最希望的，是能在北川中学的原址上给孩子们立一个纪念碑，这也变成了她的执念。
去年我再听到杨姐的消息，是她的老公得了癌症，很多曾经的志愿者们都给她捐了款，但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在北川另外一项调研是对全县学龄儿童心理状况的跟踪。我们分成几路，跟随当地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到各个学校去做问卷。我去的一条路线是在山里的几所村小，最小的学校只有二十几名学生。
因为地震后的定向援建，学校的硬件条件都很好，在这个仅有二十几名学生的学校，校长还带领学生和老师在河边挖来石头，从家里带来羌族特色的农具和玩具装饰校园。课间操时候，孩子们跳起羌族舞蹈，比起一板一眼的体操多了不少乐趣。带领我的进修学校老师，一路讲解着当地的情况，透着对这里的深厚感情和眷恋。我还领教了他的酒量，中午一顿简单的农家饭喝了至少半斤白酒，晚上大家一起吃饭喝得更多。
这种近于酗酒的情况中，我感到担心。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也都在地震中去世，他工作认真，从来不说，但酒和烟是越来越多了。很多创伤不是不说就不存在的。跟四川的缘分似乎都跟灾难有关。我2014底年再次到绵阳是作为会议的组织者，参加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主办，中国心理学会承办的第三届亚太地区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坊。这个工作坊的第一届2009年在北京举行，讲课多是外国的专家。
而办到第三届，除了外国专家以外，我国的灾难心理学工作者也成长起来，汇报了在汶川地震后的研究，从PTSD诊断模型到创伤应激的病程发展，从临床表征到遗传基础，也将中国的灾后援助经验与世界进行了分享。
亚太灾后心理援助工作坊探访老北川遗址今年是汶川地震十周年，在512前夕我第四次来到绵阳，参加汶川心理援助十周年的会议。
十年，变化太大，连PTSD的诊断标准都有了变化（2013年DSM-5出版，PTSD归类和诊断便准都有变化）。当年的年轻的志愿者们已经成长起来，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而当年的受灾者也都过上了新的生活，汶川地震后出生的孩子都已经上了小学。只有死难者永远留在了最美好的年华，站在北川中学遗址上建立的汶川大地震纪念馆前，锈蚀斑斑的建筑诉说着十年前的震撼。
不能忘记的是匆匆十年，能够做的、也必须做的，是砥砺前行。
后记：2008年，是我国的“公益元年”，也是“心理援助的元年”。中科院心理所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先后第一时间且持续地参与了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舟曲泥石流等13个灾区的心理援助，围绕国民灾后心理需求开展工作，扎实推进国内外心理创伤研究与心理援助体系的发展。
2015年5月，中科院心理所发起成立了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组织全国的心理援助力量参与灾后重建，近年来联合多家国际国内社会组织发布了《人道主义行动中儿童保护的最低标准》和《人道主义核心标准》，建成了一支拥有100名专家、65家成员单位和260名个人成员的实干型的、覆盖全国的心理援助队伍。十年来，心理所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心系受灾民众需求，助力国民心身健康及服务体系建设，服务于国内近百万人的心理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