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一天，上海城隍庙附近一家店铺门前排着弯弯曲曲的长队。从贵阳到上海出差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卢焕章上前询问，排队的人告诉他买的是金戒指、金耳环等黄金首饰，因为“每天限量供应，要买就必须提前一天连夜排队”。回到贵阳后，卢焕章把这一情形讲给同事、中国科学院院士涂光炽听。涂光炽说：“这说明了什么？我国的黄金产出难以满足现实需要。研究找矿、成矿的我们应该急国家、人民所急，赶快行动起来。
”1987年，涂光炽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鸿烈、陈国达联名向国务院“请战”，建议在我国加速黄金开发工作中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多学科综合性优势。中国科学院由此开始了为期10年的“黄金攻坚战”。
1988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黄金科技工作小组，由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担任组长，涂光炽、陈国达、叶连俊、陈家镛4位院士具体指导、参与决策，调集23个研究所的500多名科技人员组成一支多学科、“多兵种”的攻坚团队，解决黄金这个对国家至关紧要的大问题。黄金产量和储量是一个国家支付能力的重要保障，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和安全。
1988年，位居全球前三位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黄金产量已远超100吨，而我国的黄金产量仅40吨左右，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设需要。国务院提出目标：“加快发展黄金开采，5年内产量要翻一番”。任务十分艰巨，彼时，我国金矿以中小型矿山为主，开采的都是500米以内的浅部金矿体，寻找新金矿乏力，选冶技术也相对落后。
中国科学院黄金科技工作小组迎难而上，500多人的“大部队”遵循同一道指令：理论上有突破、储量上有贡献，技术上有创新、并向生产延伸。这一系列硬指标犹如一座座“碉堡”，为了攻克它们，黄金攻坚队在新疆、粤西、海南探索快速寻找金矿靶区的途径，在黑龙江、内蒙古、陕甘川、新疆阿尔泰研究江河水系发育地砂金矿的富集规律，在闽浙、川滇、桂西开展金矿新类型研究，开辟我国金矿找矿远景区。
1991年8月，山东招远县三山岛，71岁的涂光炽和十多位科技人员爬入矿井铁架车，下探至海拔负100多米的废井。那时，涂光炽曾做过胃和心脏两次大手术，但仍坚持实地考察。无照明的井下，他们凭电筒微光前行，涉过及膝深水，沿泥泞路艰难行进，专注观察岩石矿化，发现一个含金的好标本，涂光炽脸上的皱纹形成的“五线谱”顿时谱出美妙的乐章。
在胶东的一次金矿地质调查中，涂光炽提出“攻深找盲”的金点子，在招平断裂带深部探明180吨黄金，相当于找到了一座超大型金矿床！他还发现贵州是全国微细粒金矿红土型金矿储量最多的省份，助推黔西南州成为“中国金州”。一次次考察中，涂光炽与攻坚队凝练出一系列成矿理论，在当时金矿勘探缺乏理论支撑的情况下，这些理论突破深刻影响了我国地质找矿的走向。
河北迁西“金厂峪矿”是一座开采了30多年的老矿山，被认定“金矿资源已枯竭”。金厂峪矿请来中国科学院专家“号脉开方”，专家们从理论上否定了资源枯竭的说法，提出了构造控矿的新观点，使该矿的远景金储量增加30吨左右，让被判“死刑”的濒危金矿山重新恢复了青春。黄金攻坚队还发现了一系列新类型金矿，并在选冶技术上取得新突破，推动中国黄金生产进入新阶段。
1995年，我国黄金产量首次突破百吨大关，成为全球第6个年产黄金百吨以上的国家。不少专家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因为我国大型、超大型金矿的勘探、开采和选冶技术比发达国家至少晚25年。“这次实践证明，中国科学院必须走在科学技术的最前头，只有先取得理论突破，才能在技术上有根本性突破，才能对国家科技工作起导向作用。”孙鸿烈说。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世界黄金行业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
2023年，我国黄金产量达375.155吨，居世界首位。站在历史新起点，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正在继续书写创新驱动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