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0日，那是“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次考试日期，是一个让当年来自各行各业、年龄相差悬殊的570万考生难以忘怀的日子。那一天，我和全国“老三届”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是一次中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十分奇特的高等院校选拔大考，是在全国范围内，年龄相差十多岁的连续十余届高中和初中毕业生一起参加的同一场考试。也正是因为这场高考，我才有机会上了大学，并因此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40年前，由“复出”的邓小平力主恢复高考的伟大战略决策，不但彻底改变了我们一代年轻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1973年至1975年，我上初中，有幸赶上小平同志二次“出山”，主持国务院工作，恢复了较正常的教育秩序，即史称“教育回潮”，虽然当时也还有“文革”的影响，但还是给我们打下了一些比较好的文化课基础。
1975年我们升入高中后，又开始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农村中学教学又完全被打乱，我们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学习大批判文件、写大字报，就是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学大寨、战山河”农业劳动，高中的文化课基本没学多少。我虽然是学校的“头等高才生”，但对于高考也是茫然无知，完全没有想到还能有上大学的那一天。
1977年6月，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这是农村中学毕业生的唯一选择，当时设想如有机会找一个“亦工亦农”的工作就是我的最高理想了。虽然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但是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动组织与生产模式尚未改变，实行计划性的集体生产劳动，报酬还是按所获得集体劳动工分分配。大家依然信奉“小车不倒只管推”，埋头苦干才是好农民。当党中央和有关部门酝酿恢复高考的消息在城市传开的时候，我们在乡下却浑然不知。
直到当年10月份广播里传出恢复高考的消息时，我和老师同学都顿时喜出望外，大家急切地互相打听有关参加高考的事情。
1978年元月的一个中午，我从田间劳动后回家。刚刚放下小推车，村里的邮递员就送来了一封沉甸甸的挂号信。当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连忙打开信封，一看是山东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冶金系轧钢专业。后来得知，我们小观公社中学当年应届毕业生400多人，我是唯一被本科院校录取的。
这个春节，我们家充满了喜庆气氛，父母每天都高高兴兴，为儿子考上大学感到十分自豪。我也很明白，父母对我的未来充满了期待。记得中学老师当时还送给我家一副楹联：“喜送子女踏新程，笑迎新人创奇篇。”这表达了学校老师、乡亲和父母对我寄予的厚望，我也下定决心，绝不让他们失望！
1978年3月初，我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新感觉走进了山东工学院的校门。
这是坐落在济南千佛山脚下的一座美丽校园，红砖碧瓦的教学楼，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大学的一切，带给我们这些新生的总是兴奋与新奇。班里同学年龄相差很大，有三分之一是“老三届”（1966年至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的老大哥同学，还有一半是1969年至1976年的毕业生，他们有很多是农村民办教师、退伍军人、下乡知青，还有工厂工人。我当时只有17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之一。
上大学一年后，因为院系调整，山东工学院的冶金系被调整迁到青岛，而冶金系原来的学生就在学校内调整。我被分配到一机系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学习。这是山东工学院实力很强的一个专业，有艾兴、马福昌等一批国内机制专业的名师大家任教。虽然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动乱，但这一批老教师还在，保证了专业的高水平师资力量。他们不仅教给我们专业知识，也教给我们为人、治学之道，创新之思维、方法。
1982年1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省第二轻工业学校任教，但我希望继续学习的初衷未改。经过努力，我于1983年考取了东北工学院硕士研究生，攻读流体机械及流体动力工程专业。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北京开采研究所，从事煤炭综合机械化开采技术与装备研发，从此开始了我的“煤炭人生”。
回顾自己的学习与工作经历，在大学四年所学专业似乎与我职业生涯从事的专业并不完全一致，但却是我专业方向的必要基础，也是我职业生涯的重要根基。大学的学风养成，是我人生的重要财富。
我不是因为喜欢而选择煤炭行业，而是因为选择而爱上了煤炭事业。一次选择，一生无悔。我敬佩煤炭工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我喜爱煤炭人甘于奉献、敢于创新的品格。
回顾走过的路，我特别想与年轻学子们交流自己的人生体会：人生可以选择的道路有千万条，或直线、拥挤，或曲折、孤寂，没有人能预知哪条路离成功更近。应当坚信，只要方向正确，只要坚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都会向理想目标靠近。条条道路都得有人走，条条道路都可能通向成功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