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爱编制，就像老鼠爱大米。没有编制，我们干嘛进大学？不可否认，如今青年学者进入高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高校能解决编制，可以使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更加稳定。就连对编制持批判态度的北京某高校的一名教师徐明昆也在文章中承认，“我们包括我，也爱编制，就像老鼠爱大米”。
不久前，北京市出台的《关于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则可能导致未来北京市高校的新增教师再也吃不到编制这份“大米”了。北京市的这份《意见》是这样规定的：今后，北京市对现有高等学校、公立医院将保留其事业单位性质，探索不再纳入编制管理。对现有编内人员实行实名统计，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
在博客中，徐明昆这样形容编制对高校人员造成的弊端：“观察编制内之人，和体制外的人/外国人相比，普遍戴上一个模糊、圆滑的面具，缺失敢爱敢恨、独立思考、追求真理的灵魂。”徐明昆表示，编制也导致了高校人员流动的困难。“有编制的人不能因能力不行而开除，有能力的人又因为没有编制而无法引进，这就造成了人员流动的壁垒。”国外教育单位之所以能使人员流动起来，就是因为没有这种壁垒。
那么，北京市的做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一刀切可行吗？需要注意的是，在《意见》中，对高校编制改革的规定是“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对此，北京市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改革的总体原则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对于这种改革方式，徐明昆并不以为然。“如果取消的话，最好能够大范围地同时取消，逐步取消很容易导致高校和教师被其他利益因素所影响，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
”对此，有评论表示，逐步收回事业编制，意味着高校会长期存在两种身份——事业身份和合同工。且不说待遇公平、同岗同酬如何保证，单是双方的心态平衡问题就十分难处理。“临时工心态”“变相铁饭碗心态”等也影响聘任制人员工作的开展。渐进式方法收效慢，那么，整体“一刀切”的做法可行吗？“至少现阶段是不太现实的。
”储朝晖表示，毕竟目前政府与高校间还存在依赖关系，只有政府与高校真正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关系，才能够说高校不需要政府的编制了。“很显然，北京市政府没有这样的权力，要做到这点至少要修改《高等教育法》，而短期内这样做的可能性也不大。”但如果将目光放得稍微长远一点，这样的做法是否完全不可行呢？2004年，日本政府开始对全部国立大学进行法人制度改革，让各大学从吃“皇粮”的行政机构转型为市场化的运营法人。
目前，这一颇类似国内去行政化的改革已经完成了第一期中期计划。“他们的做法也面临着很大的阻力，但最终这样选择，就是认定了靠政府办大学不是好的政策。”储朝晖说。编制≈终身教职？对于像刘青这样的年轻教师来说，对于究竟是谁管理大学这样的深奥问题，他们并不是很在意。相比之下，他们更在意的是——如果没有了编制，我为什么还要进大学？这种环境也是西南某高校教师徐腾飞当初走进大学教书的重要原因。
采访中，他表示，对自己而言，编制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从而鼓励一种自由的学术研究气氛。“我更喜欢把编制看成一个‘终身教职’，有它的存在，教师可以相对自由地开展学术研究。”事实上，编制和终身教职有太多的差别。据徐腾飞介绍，终身教职制度是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高校人事制度，其设计包括两个阶段，即成为终身教职之前与成为终身教职之后。“简而言之，终身制包括两个部分：证明实力与学术自由。
这两部分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而编制的主要问题就在于前半部分的缺失。”徐腾飞说。“终身教授制是一个专业筛选的过程，而编制则只是一种无限权利的享受。”他说，如果我们能有一个专业的独立评价机制，也许编制可以起到部分终身教职的作用，但如果评价机制问题不解决，而是依然沿用行政主导的方式，那么编制就只是“大锅饭”。牵一发能否不动全身？
当编制提供的便利不再存在时，年轻人想到的是为何还要进大学，而高校也会面临一个类似的问题——拿什么吸引优秀人才进高校？“吸引年轻人，肯定要靠提高收入。”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目前高校年轻老师是在低收入的状态下工作的，这个状态不可持续，也导致了高校职位缺乏竞争力。”相对于工资的提高，徐腾飞更为看重的是高校能否为科研人员提供优秀的科研环境。
“科研环境包括硬件与软件两个部分，硬件部分通过投资相对容易解决，软件部分包括了学术氛围、人事制度与行政服务等，并非一时能够改变。”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