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为院士对青年科研人员的焦虑和挣扎深有感触。他对《中国科学报》说：“这是个系统性的问题。”至少在学术界，所谓的“内卷”和“躺平”，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与国外一流高校相比，国内很多高校的PI（学术组长）是大大超员的。相应地，每个PI每年招收的学生却很少。现在很多学校，每个老师一年平均下来招不到1个学生。这还怎么做科研呢？科研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但如果课题组太小，学生太少，能探索的方向就很有限。
这样人们就会倾向于去做一些“简单的”“不出错”的工作，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短平快”的成果大行其道，而太多的人不得不在一个低水平的层面上相互竞争、相互内卷。在信息不太发达的时代，我们不知道“天花板”在哪里。现在人人都能看见“天花板”在哪里，这种竞争的压抑感就很强烈。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这一点，但是从个人开始改变是很难的。我希望国家能自上而下去改善这个现状。
中国在化学领域发表的论文，无论数量还是被引次数，都非常可观，有些数据甚至位列世界第一。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也要注意，因为化学专业本来就容易发论文，所以很多高校，包括有些本来化学基础偏弱的，为了迅速提高学校的排名，也都在花大力气发展化学专业。这是对专业人才的浪费，也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我们有太多的“研究型大学”，每一所都在追求“双一流”和排名。
这些高校往往最开始用一些优惠条件，把最优秀的那部分毕业生吸引过来，但后续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支撑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我在很多场合谈过这个问题，但后来我碰到一些高校领导。他们对我说：马老师，您说得都对，但我们做不到。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有一个顶层设计，把一批顶尖的年轻人才送到企业的研发机构，让很多“生化环材”企业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华为”。这可能是解决我们高技术创新问题的现实途经。
如果你现在不做这方面的部署和准备，未来也就失去了这样的机会。是的，第二代催化剂是我们课题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当时这个发现非常的偶然，也非常的幸运。这个年轻人本来不是很想做科研，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假如没有这件事，他可能会去考公务员或者做销售。但这个重大发现激励了他，给了他信心。他从上海有机所硕士毕业以后，就去了德国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室念博士，念完博士以后，回国在一个跨国公司去做药物研发了。
像这种真正“从0到1”的成果，固然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命运，但带给研究者的压力也显而易见。当课题组长追求更大科学突破的时候，年轻的职工和学生在思考能不能晋升，能不能毕业。这种矛盾是现实存在而且很难调和的。我的方法是，让他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课题的意义，一旦成功能站在一个怎样的高度上，鼓励他们投入地、有理想地去做研究。但如果实在做不出来，再给他们换一个简单些的题目，保证他们有数据和论文。
作为一个课题负责人，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职工和学生的命运。所以我要不停地反思：这个课题是不是适合这个学生去做？这个课题究竟是不是重要的？值不值得去这样探索？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当你从看自己专业文献中获取的快乐，能够比得上看小说、打游戏、听音乐时，你就是一个专家了。我年轻时候很爱看小说，武侠的、历史的，什么小说都爱看。常常一看就直到深夜，连觉都不舍得睡。但是搞了科研以后，这些东西都不看了。
因为我发现，看专业书籍和文献也能看出很多门道。你能欣赏别人的工作，想象自己能不能做出超越他的工作，时不时地还会迸发出一些灵感，这种很兴奋的感觉，比起看金庸小说也不遑多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