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评审和任期考核不数文章数量、不看影响因子、不看经费数量，破除唯论文数量、只看刊物级别倾向，而是强调成果质量和价值，看是否做到国际前沿、是否解决了重要学术难题、是否具有重大原创性突破、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这种评价标准对于我们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首发权是有帮助的。
近日，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林磊和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立等在《科技中国》上发表《充分利用国内期刊获取“首发权”》一文，讨论了“首发权”这一科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话题，引起了科学共同体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自科学研究发轫之初，“首发权”就伴随着科研成果的发布，影响着科学的荣誉分配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科学评价等科学家关心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国际科研竞争日趋激烈，“首发权”愈发得到人们关注。
但现实情况是，追求“首发权”和追求“学术声望”似乎出现了某种矛盾，这背后隐藏着什么逻辑？又有何破解之术呢？
20世纪30年代，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理论，其中提到了科学史上最著名的关于“优先权”的争论：牛顿和莱布尼兹关于微积分发现优先权的争论、牛顿和虎克关于万有引力定律发现的优先权的争论。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樊小龙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而到了当今的“大科学”时代，科学的“首发权”往往影响着科学家的个人声誉，从而影响着科学的荣誉分配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科学评价等。在目前科研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下，无论是国家间，还是一个国家内不同科研机构之间都存在很多相同的研究领域，很多研究进展也是你追我赶。
刘立认为，这关系到科学家的学术声望，也关系到对科学发现的实际贡献，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声誉和软实力。所以大家往往要挤破脑袋争得首发权。
在樊小龙看来，目前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学术界，都存在着学术成果发表的两种策略。如果科学家将“首发权”作为发表科研成果首要考虑的问题的话，科学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无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都要先把文章发出来。而如果要追求文章的影响力的话，首选是将文章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
不过这两种策略在国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种矛盾。林文举例说，中科院科学家将关于外尔费米子的研究成果投稿给美国科学促进会主办的《科学》，遭拒，而普林斯顿科学家的论文则在《科学》上发表，因而获得了外尔费米子发现的优先权。既然投稿给自己国家的期刊，可以获得在研究成果发表方面的时间优势，从而在国际科研“优先权”的争夺中获得优势，那为什么很多科学家首选的投稿期刊依然以期刊的影响力作为排序呢？
刘立和樊小龙都认为，导致这一矛盾的关键就在于科学家不但要考虑首发权，还要考虑国内的科研评价机制问题。长期以来，国内的科学家面临着“数文章”的评价体系，无论是职称晋升、申请经费还是科研和成果评价，看发表文章的数量和影响因子都是其中重要的标准。
如何破解目前我国“首发权”和“数文章”的科研评价方式所展现出的矛盾呢？
刘立提到中国科学院物理所提出了改进科研评价的方案：职称评审和任期考核不数文章数量、不看影响因子、不看经费数量，破除唯论文数量、只看刊物级别倾向，而是强调成果质量和价值，看是否做到国际前沿、是否解决了重要学术难题、是否具有重大原创性突破、是否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求。这种评价标准对于我们获得重大科学发现的首发权是有帮助的。
在樊小龙看来，为了确保国内科学家获得科研成果的“首发权”，增强我国在国际科学舞台上的话语权，大力发展和建设国内科学期刊是非常有必要的。国内期刊水平在公正性和学术性方面还有待提高。国内期刊还是要以学术为准绳来把控发文的质量。除此之外，国际顶级期刊有很强大和高级别的审稿团队和专家团队，这些专家来自于各个国家的优秀科学家，我国要想建设好国内科学期刊，这也是一条必由之路。
林文提出：对于那些重大原创、高度竞争的科研成果，应尽量在国内期刊上首发。这样也符合中国科技期刊走向世界一流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