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高考恢复至今，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长达40年的快速发展期，克服了诸多困难，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人才培养质量下降。那么，应该如何理性看待我国高等教育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何以解决当前的诸多问题？面向未来，又将书写怎样的高等教育新篇章？
为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顾海良。
《中国科学报》：在过去40年中，我国高等教育无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历程，在世界高教发展史上都不多见。这期间，我国在高端人才培养领域的发展有何特点？
顾海良：高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特点了。其实，在前2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比较平稳，高速发展主要是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当时，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9.8%；而据教育部2018年发布的《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了45.7%。预计再过两年，我国就要跨过大众化教育阶段了。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40年高速发展为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什么？
顾海良：从现在来看，在过去4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的最有价值的成就，就是让我国实现了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解决了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中高端劳动力的缺乏。
《中国科学报》：过去40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固然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人才培养质量却广受诟病，“大学生干了高中生的事，研究生干了大学生的事”就是一个例证。对此，您怎么看？
顾海良：高校扩招之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变化并不大，质量是不断提高的。高校扩招之后，从整体来看，质量也是不断提高的，尤其是“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学生培养质量，但平均质量下降也是事实。我认为，这个问题要理性看待。
《中国科学报》：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平均水平的下降？又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顾海良：虽然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整体上在不断提高，但在当前，最急需解决的还是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因为它不仅关乎当下，更关乎未来。人才培养质量平均水平的下降，可以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没能跟上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另一个原因是专业结构拘泥于已有学科目录，未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适时调整。
《中国科学报》：未来，您觉得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顾海良：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理想人才，就其共同性来说，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我国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内在的也是社会责任与社会担当，因为这并不是对个人前途的判断，而是对国家责任和担当的判断，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其精英人才培养的一种期望，其实也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坚守的理念。
《中国科学报》：具体来说，应该如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和社会担当的人才？
顾海良：2019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强调的就是责任和担当。用更明确的话来说，就是要立德树人，把“立德”放到“树人”的整体过程和各个环节中去考虑，而不是将两者分开。
中国传统教育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我认为，最好的就是“经师易遇，人师难遭”的思想，即“经师”与“人师”是统一的，只做“经师”并不是合格的老师，既做“经师”又做“人师”才是合格的，也就是要教会学生“为人”“为学”“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