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跨省转学结果的公告。公告显示，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工作的实施意见》，共有8名大学生实现了跨省转学，涉及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建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多所高校。
该消息一经发布，随即引发公众热议，但人们关注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学生转入高校与转出高校的层次和高考分数上，却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相较于北京市在地高校百万级别的大学生数量，区区8名跨省转学生是不是太少了？
在很多人的认知中，“转学”一词似乎只适用于中小学。但事实上，我国高校是允许学生跨校转学的，只是要求要严格得多。
我国2017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提出，“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者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同时也对学生不得转学的情况作出明确规定，包括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等情况。
我们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内接受全部或部分高等教育、具有研究生学历的1068名两院院士的学习经历进行过调查。结果发现，这些院士中，在同一所学校接受了完整学历教育的院士仅有204人，占全部有效样本的19.10%；在不同高校接受过教育的院士共864人，占80.90%。我们将本科、硕士、博士教育阶段在不同高校学习的经历称为具备“学缘异质性”。上述调查初步表明，学缘异质性对于一个人才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反观此次公布的跨省转学名单，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相较于北京市高等教育的巨大“盘子”，8名跨省转校生的比例实在过低。这个“盘子”中，一定还有很多不适应当下高校环境或专业，希望通过转学改变自身处境的学生；一定还有很多刚刚发现“自己”的学生，希望通过转学把“自己”展开。但由于观念和制度的原因，这些学生仍被“困”在原处。
要实现大学生在高教系统内的自由流动，我们需要在运行层面作出一定调整，以实现不同类型和层次高校间的相互开放，特别是加强“反向流动”。在我看来，调整可以分为两类走向。第一类是小规模的对外开放。比如，以北大、清华等为代表的国内顶尖高校，是否可以每年划分出一定的转校生名额（如100~200人），允许某些校内冷门专业接收外来转校生，这些学生可以直接转入本科三年级学习。
此时，该学生已经在转出校接受了一些基础课程学习和通识类课程学习，并很可能不会转专业。由此，一方面可以使一些发生变化的学生进入更适合其学习的环境，另一方面也能充实顶尖高校相关冷门专业的实力。
改革初期难免会有些小问题，但这些问题可通过第三方持续研究以及相关政策调整加以改进。
例如，转学工作进行几年后，第三方机构可以调研转入学生的学习情况，如果转学学生与非转校生的学习状态、学习效果不存在明显差异，则说明相关工作有成效。第二类走向是大规模的学生流动。在这方面，美国加州大学高等教育规划值得参考。比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022年共接收5961名转学生，实际报到3565人。此类流动将更高效地发挥研究型大学在教学上的特长，提升高等教育系统效率。
总之，在当下“卡脖子”背景下，我们需要深思“刻舟求剑”式的公平观和基于僵化公平观的转学政策，将重点放在促进学生的有序流动上，以最大限度地为变化发展的学生提供适合其自身发展的动态环境，并助力拔尖创新人才持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