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原国家动物博物馆标本馆），拥有全亚洲最大的动物标本收藏量。在这里，近1000万号动物标本静静陈列，其中有750万号是昆虫标本。而在这些昆虫标本中，至少有100万号是由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梁红斌带队采集的。当他本人报出这个数字时，同事们的第一反应是“梁老师，您也太保守了吧！”“究竟是100万还是200万，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梁红斌说着，脸上现出标志性的敦厚笑容，“我就是想，不能辜负资源库交给我的任务。”为了采集这些标本，过去20多年间，他累计野外考察40多次，行程20万公里，足迹遍布我国广东、海南、云南、四川、西藏、新疆诸省以及越南、蒙古国、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几乎覆盖了所有可及的昆虫多样性热点地区”。梁红斌出生于河南邓州，从小在农村长大，“玩虫子”是家常便饭。
1992年，他来到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攻读硕士，拜在一位研究虫子的大家门下，那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昆虫学家张广学先生。1994年初夏，他连坐72小时的绿皮火车远赴新疆乌鲁木齐，又乘长途汽车辗转来到640公里外的塔城植保站。第一次野外工作，他懵了。眼前青茫茫的大片麦田，不乏飞虫走豸，但真要找到目标中的麦双尾蚜，却是一筹莫展。这可跟以前的“玩虫子”不一样！
好在植保站的老站长符振声先生很有耐心，手把手地教导他。当时季节早、麦苗浅，符站长年纪大了，眼睛有些花，几乎是趴在地里找蚜虫。这一幕深深刻在梁红斌脑海里，成了他心中野外科学工作者的最初画像。博士毕业那年，所里一位老科学家虞佩玉先生找到他，问他愿不愿意接下自己研究了一辈子的甲虫类群，梁红斌答应了。20多年后，虞佩玉先生逝世，没能来得及完成中国动物志负泥虫卷。
在使命感的驱动下，梁红斌再次接手了这项工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负泥虫的寻找和研究中。梁红斌曾在10年的漫长光阴里，至少7次深入西藏墨脱和云南独龙江，找寻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负泥虫。他终于在2021年采集到这个新种的新鲜标本，并且初步掌握了它的寄主植物和生活环境。这个新种被命名为虞氏长颈负泥虫。以纪念虞佩玉老师。
“长颈负泥虫这个属，最早是在印度发现的，此后100多年间，一直没有新的物种记录，而人类对它们的认识近乎空白。”梁红斌说，“因此，我不光是要找到它们，更要了解它们是如何生活的。”2000年，梁红斌参加“中美高黎贡山生物多样性联合考察”，第一次被委以昆虫考察队领队的重任。这个队伍集结了中外众多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外加司机、向导及地方领导，队伍庞大。而高黎贡山地形复杂，天气多变，挑战异常艰巨。
丹珠河谷连绵不断的大雨，驿道上挥赶不尽的蚊虫和蚂蟥，让本就繁忙的采集工作变得更加艰辛。大家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回到帐篷营地，没地方洗澡，就在冰凉刺骨的瀑布边冲凉，冲完了，再赶紧跑回营地的火塘边烤火。“半个月，几乎没有晴天，大家洗的衣服、鞋袜都是烤干的，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人把袜子烤糊甚至烧着。”梁红斌笑着回忆。2009年4月，梁红斌等人踏上了蒙古国的土地，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国考察。
这一程风餐露宿，条件艰苦。“队员们受了不罪，流了不少汗，但大家斗志不减，顽强拼搏，给蒙古国的科研同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梁红斌说。这次经历也提振了国家动物博物馆科考团队的信心，为后续的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考察奠定了良好基础。如今，这支科考队已踏遍中亚各国，为进一步扩充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也把中国科学家的精神和理念播种到更广泛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