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杜祥琬和于敏（左）在“863”计划激光专家组会议上讨论问题。杜祥琬供图“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73岁那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于敏以《抒怀》为题的一首诗，总结了自己沉默而又轰烈的一生。
如果不是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不是获得“改革先锋”奖章，多数国人不会把于敏这个名字和中国氢弹研制联系起来。作为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于敏28年隐姓埋名，为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根据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消息，1月22日上午10时，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向于敏遗体送别。
1967年6月17日８时，罗布泊沙漠腹地，一朵蘑菇云升腾而起，一声惊天“雷鸣”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3个月，中国用了两年8个月，速度世界第一。这巨大的成功背后，“轻核理论组”功不可没。核武器是国之重器，当时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指的就是氢弹。1961年1月，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找于敏谈话。
钱三强告诉他，我国在突破原子弹之后，将要开展氢弹研究，氢弹虽以原子弹为基础，但其理论基础和材料结构等必定比原子弹复杂得多，“现在调你参加，增强力量”。时年34岁的于敏，在原子核理论有可能取得更大成果的关键时刻，毅然决然“转行”，担任轻核理论组副组长，开展氢弹理论预先研究。在那个时候，于敏担任理论部副主任。为了突破氢弹原理，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部主任分别带领一支研究队伍从不同途径进行探索。
为了提高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活跃学术思想，理论部经常举办等离子体物理、二维计算方法等各种问题研讨班，组织专题学术报告会。那时，大家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几乎每周都要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被戏称为“鸣放会”。在会上，无论是已经成名的科学家，还是年轻科研人员，人人都有发言权。有一次，于敏和周光召分别带领攻关小组进行交流研讨，吸引了众多同志。整个会议室座无虚席，墙边也挤满了人，许多人不得不站到了门外。
会议的气氛十分热烈，双方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深入，不时激发出新的思路火花。
在这3个多月里，于敏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严谨踏实的工作作风，带领科研队伍实现了氢弹原理的伟大突破——这就是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中国工程院原院长朱光亚曾这样评价他：“于敏组织领导的小组率先发现了实现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的完整物理方案。于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在上世纪70年代随于敏加入实验工作队，在他的记忆中，于敏十分注重实验设计和装置细节。为了更好地观察实验情况，他坚持在现场作分析，甚至彻夜守在实验场地，累了就披上一件皮大衣，倒卧在地板上。这是于敏留给他的战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恰恰是这“和衣而卧”的熟悉场景，绘就了我国“两弹一星”事业的壮丽蓝图。
于敏家的客厅高悬一幅字：“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于敏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对国家、民族的事业总是满怀热忱，有极高的责任感，他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对周围的科研队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回顾他的一生，于敏的身上有诸多标签，但在同事和学生心中，他永远是那个独一无二的“老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