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t Flyvbjerg是牛津大学重大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该中心也是他创办的。早在2003年，他就发表了著作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超级项目与风险：雄心之剖析》，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出书后这10年的事实表明，他对某些超级项目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
在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新科学家》杂志上，他又撰文谈了自己对超级项目的一些看法。他说，有些经济学家（如Albert Hirschman，1915－2012）认为，人们估计成本时普遍偏于乐观，即低估成本，但估计项目未来效益时会偏于悲观，即低估效益，那么，虽然二者都估计得不对，但相互抵消了。但大量事实与数据表明，人们对成本和效益的估计都普遍过于乐观，即低估成本，高估效益，于是，问题很严重。
更严重的是，往往出现“非适者生存”，即被选择的不是最好的项目，而是那些在纸面上、在“谈兵”阶段显得最棒的项目，即成本低估最严重、效益高估最离谱的项目。这些项目的盲目上马或建设失误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例如，在美国波士顿，一个地下隧道工程项目严重超预算、超工期，成为“Big Dig”（挖大坑）丑闻。该项目原计划1998年完工，估计成本为28亿美元，实际上到2007年才完工，花了146亿美元。
这促使政府部门进行重大项目管理方面的改革。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对超级项目高度警惕，严加管理。例如，英国财政部要求政府各部门在申请超级项目时，要严格履行一些程序，以防止过度乐观的估计冲昏决策者的头脑。瑞士和丹麦也在学习英国的做法。澳大利亚就如何确保重大项目的完工交付问题进行过调研。荷兰政府正采取一些措施，努力减少大型基础设施上马所需决策信息的失真程度。
金砖6国（BRICKS中的S，既可指南非，又可指南韩，故共6个国家）都是特别热衷于像奥运会这样的超级项目的，在这种情况下，金砖6国认真关注一下Bent Flyvbjerg及其他学者在超级项目管理与风险控制方面的已有研究，甚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