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种文明观念。从19世纪开始，西方与东方的纠缠加剧，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无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还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都印证着西方和中国的复杂关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一方面遭受着屡战屡败的屈辱和挫折，另一方面又在焦虑的心态下“赶英超美”。但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西方的了解依然有限。
在学术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当下，能够精准把握西方文明发展脉络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以此而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筠的著作《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作为得到课程《西方史纲50讲》的书稿，本书保持了精要简洁的特点。按照李筠自身的定位，它属于一门“见识课”，锤炼读者对文明的洞察力。此前，李筠在中国政法大学给研究生讲了近10年的《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现代化》课程。
但本书仍然是个挑战：“框架的完整性强迫我把从前积累和思考的问题做一个系统的整理，也尽快弥补自己的短板。现在虽然还算不上面面俱到，但许多重要的问题已经被攻克。”因此，本书事实上融入了李筠自身的思考和贯通。多年的知识积累和政治学研究，加上得到打通学院和大众的品控要求，使得本书在25万字的篇幅里浓缩了大量密集的信息，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
本书的特点之一，作者使用了自己的分析工具，即前言中强调的“文明的两纵三横”：两纵是文明与野蛮、古代与现代这两个大尺度；“三横”是生存的意志和智慧、权力的生成和流转、文明的融合与冲突这三条大线索。在这套大逻辑之下，选取50个最关键的历史节点，把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和现代西方怎样一路走来描绘清楚。本书的特点之二，自觉不自觉地突出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分野，或迥然不同的特征。
例如，在古希腊部分，书中强调，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产生了独特文明，有高度的世俗精神、高度的理性主义，人有崇高的地位。
而古希腊孕育人文特质的首要原因在于，其外部环境不是特别严酷，不需要强大的精神权威塑造社会凝聚力；其次是现实政治，因为城邦林立，相对扁平，多元、包容；第三是理性飞跃，古希腊人向古埃及人学会了量地学、医学、数学，向古巴比伦人学会了天文学等等，这些更早的理性力量汇聚到古希腊，产生了质的飞跃。而理性贯穿了西方三千年。
李筠对此作了解释和分析：古希腊文明的特征是理性——即人有认识事物、查明事实、展开推理的能力。一是用宗教之外的方式思考万物本源；二是世界依靠客观规律和法则运行，神也不可改变；三是万事万物都符合几何学性质。众所周知，中国先秦也有以惠施、公孙龙等人为代表的名家，但逻辑学却没有发展起来，而科学的发展正是基于数学和逻辑学，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
学者陈方正认为，“中国人太注重实用和当前的效果，缺乏对科学本身之精深、奥妙的向往与追求”。
本书的特点之三，勾勒西方文明发展脉络主要线索的同时不拘泥于一端，而是综合了政治、宗教、经济、地理、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例如，书中提到了地理与商业的联系。古希腊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属于丘陵地貌，粮食无法自足。希腊人于是以葡萄和橄榄种植为主，并加工成葡萄酒和橄榄油，让农业迅速商业化。
手工业、货币、船队和舰队让古希腊发展出繁荣的商业文明。在波斯帝国与希腊三个阶段的战争中，希腊人借此将自由确认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这些论述综合起来，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后面的古罗马、中世纪和现代西方部分同样如此。
本书的特点之四，是对政治权力、宗教权力之间的纷争做出了精当的叙述。我认为，中国在先秦时期，因为是封建制，权力较为分散，这有利于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发展。
秦代以降的郡县制，使得君主地位越升越高，臣民地位越降越低，尤其到明清两代，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而西方自基督教诞生之后，教权和皇权之间冲突不断，加上西方世界的封建制更长，其后产生所谓绝对主义君主制，国王掌握的权力，也远远不能和中国古代的皇帝相比。因此，西方国王和臣民之间的距离，远远小于中国的皇帝和臣民。在国王、教会、贵族、平民之间，权力渐次转移。本书的叙述基本与我的这一看法吻合。
书中关于基督教教义和神学体系经由奥古斯丁、阿奎那、加尔文、马丁·路德等人几次完善，也解释了基督教何以成为西方世界重要的精神支撑。基督教在西方至今依然盛行，原因之一是其与时俱进、不断自我更新。对此，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在《民主的精神》中也有论及。另外，本书有些内容似可丰富。例如，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时期，绝对主义国家纷纷诞生。
在欧洲，绝对主义在16世纪至17世纪出现，大型帝国逐渐蜕变为分立的国家。首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自然边陲”被定为“疆界”，随着“主权”的观念出现，国王变成国家主权的代理人和象征，法律成为全民性的规范，直接界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裁制度。与此同时，军事技术的发展为暴力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军队内部行政管理手段高度发达，并为控制社会提供可借用的体系。
书中提及，此时的国王从教会那里抢夺了不少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那么，在绝对主义时期，欧洲的国王们究竟握有哪些权力？哪些权力是以前没有而被国王在这一时期抢夺过来的？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此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声称“朕即国家”，并且用“君权神授”来为王权至上制造理论依据，同时采取了中央集权制。
但是，到1789年时法国财政紧张，路易十六要加税，结果遭到教士阶层和贵族阶层的反对，由贵族控制的巴黎高等法院拒绝对法令登记，并宣称国王的改革命令是错误的、违法的，导致路易十六不得不冒着巨大的风险答应召开三级会议。由此可见，路易十四尽管从贵族和教会那里抢夺了一些权力，但是，这样的“绝对主义”统治，似乎与中国的皇帝所拥有的权力无法相比。例如，万历皇帝在位时派出矿监、税监，大肆搜刮民间财富。
1618年9月起，因为辽东战役所需，万历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由此可见，明代的皇帝征税，只需皇帝下旨即可。以此对照，欧洲国王的权力似乎远远不及。若本书能在此处多叙几笔，将更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西方文明进入现代之后的繁荣和强大绝非偶然。本书作者强调，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法治、民主、自由等都是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