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了自己读研究生时的笔记，发现当时一门实变函数相关的课程，我竟然还考到过90多分。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所学我现在几乎已经忘光了。然而，也是在那个时间，有些课程我是在宿舍里和同学穿着拖鞋、喝着啤酒聊起过的，那些内容至今我都记忆犹新。在我看来，读书的过程本身就应该是一个交流的过程，彼此碰撞出的读书体会才是收获最大的。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10年前，在我担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程学院院长时，曾在院里发起过一个“读书会”的活动。时至今日，这个活动依然存在，但距离我理想中的状态却始终有一些距离，至少当年我曾体会到的那种经历，并没有在读书会中成为一种普遍感受。这是为何呢？在我的印象中，大家总是把读书和功利的事情联系得太紧。
比如在传统文化中，就有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之说，似乎只有得到一些东西，书才值得读。
这种观念也延伸到了求学过程中——目前很多学生在学习时所表现出的功利主义倾向，想必大家也不陌生。对此，我当然是不赞同的，但与此同时，我也认为读书还是应该有所用途，完全无用的读书似乎也没有什么价值。在读书的应用价值和读书的功利性之间，其实是应当有所区分的。
至于如何区分，我想起了我导师的导师钱伟长先生所讲的一个与他的导师——世界导弹之父冯·卡门有关的故事。二战结束，冷战刚刚开始之时，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某位苏联科学家问了冯·卡门一个“学术问题”：一块金属和一块冰，彼此间既摩擦又滚动，这种数学形式应该怎么表述？
闻听此言，冯·卡门马上睁大双眼：“你说的是不是坦克要怎样通过冰封的白令海峡的问题？
”真正的学者，就是善于把一个很抽象的问题马上联想到一个应用上。读书也是如此，如果能够在读书的过程中，将书中的知识与现实中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就能充分发挥读书的应用价值。如果我们能以这种状态读书，乃至于与他人交流，我们的读书动力是不会消失的。至于读书的功利性，我想起了另一个关于数学、力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斯坦伯格的故事。当年，年轻的斯坦伯格到某高校数学系任教的第一天，系主任请他回复一些读者的来信。
其中，有一封信来自一位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信中，该囚犯说自己在狱中学习微积分相关知识，并表示某本书中的一道题他不知道如何解答。深受感动的斯坦伯格决定帮帮这位囚犯。他找到了囚犯提到的那本书并翻到了那道题，发现题目是“假设从房间里挖一个隧道到外面去，如何计算土方量”。在给学生讲述这个故事时，我说此囚犯的应用便是典型的功利性应用，保持此种心理，我不相信他能在科学领域有所建树。
除了功利性心理，我们还需克服另一种倾向，那就是人云亦云。这种倾向在当今的科技界尤其明显——某段时间出现一种思潮后，大家似乎全部成为了“思潮粉”，真正可以独立思考的人很少。因此，通过读书我希望我的学生可以达到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在交流时可以静下心来，独立思考。在这方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让学生习惯寻找标准答案。
当面对一个问题时，学生们首先考虑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猜测老师希望他们做出怎样的判断，这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们的多元化思考。
我们应该向学生灌输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并不存在标准答案。即使是“日心说”已经被世人广泛接受，也并不代表着“地心说”一定错误，两者只不过是参考系不同罢了。多元化的思考以及基于此的多元化探索，也是创新得以不断涌现的真正源泉。
上世纪90年代，页岩气产业已经开始在美国出现。但由于技术并不成熟，不愿承受失败，壳牌、美孚等石油巨头都远远躲开。只有全美几千家小公司还在进行着各种探索，并且大量的公司都在赔钱。
在这种局面下，一家很小的公司最终寻找到了一种新的技术，使得页岩气实现了整体盈利，从而带来了全球页岩气革命。
这场革命看似由一项具体技术带来，但如果没有数千家小公司的多元化探索提供丰厚的创新土壤，目前影响全球的页岩气技术革命便很难到来。回到读书会的话题，在我的构想中，一个理想化的读书会模式，应该是为学生提供一片自由阅读的空间，让学生在彼此的思想碰撞中，产生多元化的创新思想。然而在现实中，读书会却变成了老师领学生读一本书，学生们的诉求也只是请老师对书籍做一些讲解，知道这本书就可以了。
如此，读书会预想的目标实际还没达到。必须承认，目前在各高校大大小小的读书会活动中，这种“老师带着大家读”的模式还很普遍。究其原因，既有学生们从小养成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也有老师难以放下“权威”的身段与学生真正展开交流的因素。而要扭转这一状态，需要改变的却不仅仅是老师和学生，还需要整个社会环境的调整，毕竟读书至今依然是推动我们进步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