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舆论对于延迟退休的争议，始终没有平息。不少学者认为，延退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既定生活方式会形成巨大冲击。按照社会学的说法，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要求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延退”似乎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然而公共政策的制定，难免会遇到众口难调的现实困难。实际上，社会舆论对于延迟退休的争议，始终没有平息。不少学者认为，延退对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既定生活方式会形成巨大冲击。
“作此决策，必须慎之又慎。”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唐钧强调。唐钧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和如今延迟退休的提法都属于线性思维。线性思维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固执地只盯着一因一果。
正如30多年前我们看不到计划生育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多大的麻烦一样，其实我们今天也同样看不到30年后中国社会会发展成什么样。唐钧表示，不要以为有一个人口统计的“科学数据”，加上“保险精算”，我们就能把握所有一切，因为很多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今天难以预测。
“所有的政策都要放到历史的维度去看。”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表示，比如计划生育政策现在才凸显出它的种种问题，但在当时政策制定的失守，是考虑不到这么多问题的。
衡量一个社会政策或公共政策，其实有两把尺子，唐钧表示，一把尺子叫“经济理性”，一把尺子叫“人文关怀”。“在研究社会保障的同行中，我觉得有一个趋向，就是经济理性过甚，人文关怀不足。”唐钧说。
主张延迟退休的官员和学者常说的理由就是“国际趋势”，其实依据的都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唐钧认为，发达国家跟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阶级阶层结构不同，国外以中产阶级为主，以白领为主。中国大部分劳动者都是蓝领工人。
“欧洲的就业政策是，在不能够做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中老年人享有就业优先权。当然，青年人就吃亏了。但青年人没有就业岗位，会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后果、经济后果和政治后果呢？”唐钧表示。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通过搜狐新闻客户端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94.5%的受访者明确表示反对延迟退休，仅3.2%的受访者表示支持。
“延期退休实际上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办法。”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严伟表示，表面上看，晚退休可以多缴几年养老保障费，可是他们也要多领几年在职的全额工资和相应的福利待遇。社会总体成本并不低。“袜子换手套，有什么意义呢？”
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看来，延迟退休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相比于年轻人，退休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是下降的，并且以牺牲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为代价。而现实的就业形势是日益严峻。
“大家几乎一边倒地反对延迟退休很容易理解，因为它伤害了公众的整体利益。”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教学研究部主任钟鸿钧分析，本质上，养老保险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约。公民依照原先的退休方案缴纳了养老保险金，政府就应兑现当初的养老承诺。如果政府因为养老体系无法继续维持而推迟公民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并增加缴纳养老保险的年限，本质上就是政府单方面违约。
社会保险保障的是大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唐钧介绍，在所有的社会保障教课书中，养老保险的钱来自于三方筹资：个人缴费、企业缴费、国家财政。在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不够的情况下，财政要补贴。这是社会保险的国际惯例。
唐钧认为，“抚养比”，亦即几个人养几个人，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因素。严伟也认为，“抚养比”不是问题的关键，把“抚养比”作为延期退休的理由不能成立，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
陆杰华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延迟退休只是解决养老金亏空的一个暂时性社会政策。从长远看，适当提高生育率是解决未来养老金亏空和延迟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
唐钧认为，我国如果适时、适度地放开生育政策，老龄化的进程是可以放缓的。以此争取的时间可以使中国的经济规模更大，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再加上分配政策适当，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
女性50岁和55岁退休，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大妈”们的退休时间甚至会决定儿女生孩子的时间。如果将她们的退休时间延迟，会影响其儿女的生育计划，以致影响生育率。
中国庞大的老龄人口，大部分需要居家养老，这种养老方式的社会基础就是“年轻老人”来服侍照料“老老人”。唐钧认为，这些“年轻老人”仅仅是拿了1000到2000块钱的退休金，却给社会作了非常大的贡献。中国0~3岁的孩子是没有任何公共服务的。70~80岁以上老人的公共服务也非常不足。如果所有人都到65岁退休，就没有人有精力再去带孩子、服侍老人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唐钧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在中国社会群体中，老年人实际上是最稳定的社会群体，除了照顾家人，主要是关注自身的身心健康，包括旅游、跳广场舞。如果实行延退，中国最安定的群体就不安定了，对社会而言是不稳定因素。
我国城镇企业职工以蓝领工人为主，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后，体力开始下降，劳动力市场不再青睐他们，找工作会很困难。唐钧担心延退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接二连三地带出更多社会不良后果。
因此，面对“延退”这一社会分歧较大的政策调整，政府既不能绕开社会矛盾当“老好人”，也不能只做不说或者先做后说，而应该积极推进社会理性对话，同时要根据现实精心设计方案，尽量减轻对社会的冲击。如此才能推进我国养老保险事业走上更加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