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捐”是一种常见的不道德行为，但凡陷入“诈捐门”的公众人物，总有“黄泥巴粘在裤裆上，不是屎也是屎”的尴尬，常被千夫所指。“诈捐”为何受到更多谴责呢？从社会道德习惯来看，声称捐款即是给予承诺，依循公众道德常识，捐助者当尽快兑现诺言，若“诈捐”则“有违常情”，是对公众道德认知的挑战，是赤裸裸挑战个人道德底线的败德行为，非得“口诛笔伐”加以训诫。
从个人对私有物品的处置权来看，当财物合法属于私人时，“不捐”是对个人财物行使正当权利，无可厚非；然而，一旦承诺捐赠，即将此部分财物的处置权让渡于人，“诈捐”便可视为擅自对他人财物行使处置权，于理于法均难辞其咎。研究生中也有“诈捐”的一类。他们会向导师承诺：潜心向学，专心治学。但可惜的是，很多学生最后都“食言”了，选择了与“诈捐”性质类同的行为，堪比明星答应捐40万而实际只捐了20万甚至一毛不拔。
除开那些因不可抗力而无法兑现诺言者，以及因能力不足却勤耕不辍者，“诈捐”一族的“言行不一”，大多与缺少“当责”意识有关：他们拒绝认同承诺的有效性和正式性，或装聋作哑，或偷梁换柱，或巧言令色，或百般抵赖。
其表现形式有：承诺硕士论文质量达到规定的品质等级，结果草草了事，距离基本的学术标准还差了一大截；承诺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却主动降级，本应发表SCI论文却因文章不够精彩而只能选择CSCD；甚至以“学校规定毕业不需要发表论文”作为托词拒绝学术论文写作；在向导师申请论文尽早答辩后却“立马翻脸”一溜烟窜到就职企业提前上岗，将承诺的“继续完成论文依托项目的后续工作”置之脑后；至于导师期望他们应起到的表率作用和学术传承，更是“狠狠地拒绝了”。
有人辩解，学生是否完成上述任务，和捐赠是性质不一样的两种行为。学习能力和科研努力，固然是学生的自有资源，导师当然不能强求。可是，学生一旦自愿自发与导师订立了“学术合同”，正式的契约关系就已建构：学生以己之力产出科研成果，而导师同样须得投入各种资源确保学生的科研能力不断提升，这和捐助者付出财富而受资助者付出感谢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都是契约双方各自在利益成本核算中取得满意的结果。
当然，如果在履行协议时导师不作为，那“诈捐”的指责将落在导师头上（可称为“诈导”），学生自然就免责了，顺便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诈捐”一族做出承诺的因由众多，或是为了获得导师的首肯顺利跨入师门，或是发自内心想一窥科学研究的玄妙，或是不敢反抗导师的安排，无论动机为何，“订立承诺”终归是不争的事实。
研究生“诈捐”行为产生的原因不外如下几点：一是研究生对个人能力估计过高，太过于相信“过往获得成功的经验”，忽视了研究生教育对于自主学习的更高要求。二是对可能遭遇的困难出现评估偏差，以为科学研究就是剪刀浆糊，偏听“半瓶醋”的错误引导，甚至被身边不好学者恶意拖入“畏难”的深渊。三是从众心理下跟随同门或同学做出了并非本意的决定。从一开始就没有意愿，缺少兴趣，自然不会认真学习，违约是迟早之事。
四迫于压力不得不为之。既有来自老师的压力，也有来自其他人的期望，惟独没有考虑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如何能够产生实效？五是养成了“逃避型人格”，遇到困难浅尝辄止，只想做容易之事，不愿登难登之顶。六是“当责”意识不够，缺少伦理责任方面的教育，不明白“践诺”是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七是受社会浮躁情绪的影响，只谋求“短平快”的近利，无法静心等待“水滴石穿”的精彩。
如何才能防止“诈捐”情况的屡禁不止呢？与导师进行深度、有效地沟通是解决之道。让导师了解你对读研的期望值，并陈述你遭遇的不得已，先降低了导师固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他明白对你给予厚望只会收获失望，那么就能摆脱随意许诺、被迫承诺的困境。坦诚能够造就和谐的师生关系，哪怕导师再失望，因为你的开诚布公，也就避免了师生之间相互指责的尴尬。
只是尚存一个问题，如果导师门下的所有学生，都明确无误地告知“不想科研，只要学位”，那么学生固然不再受到“诈捐”的指责，可是所有研究生都不从事科学研究，这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诈捐”呢？对于那些期望寻觅到人中龙凤、指望与学生能够教学相长、盼望为民族培养英才的导师，是不是更深层次的“诈捐”？
当研究生群体开始抱团“不研”时，师生双方终将共同沦为输家。在这场游戏规则被任意篡改的较量中，会有赢家吗？
【后记：与本文所探讨的“诈捐”的研究生相比，“诈导”的导师恐怕更多。关于导师群体出现的问题，以前写过太多的类似文章，有兴趣者请查阅以前的博文。之所以还要继续探讨学生群体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因为导师群体作为既得利益团体，已成固化之态势，再刺激的文字也触动不了冷却的心；二是学生群体则年年更新。或许过去的一茬有“诈捐”之行径，但新来的一茬或许有所不同，这不正是我们能够对生活永远保持希望的原动力吗？
如果哪一天连年轻人群体都不再给人以希望，那就真是民族的悲哀了。但愿后来者远离“诈捐”，做一个负责任的守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