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有政治立场吗？科学是描述客观事实的，显然没有政治立场。但科学家有可能是有政治立场的。科学研究寻找真相、追求真理，但有政治立场的科学家在参与学术争论时，或在最终的科学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得出阶段性结论时，会不会受其政治立场的影响呢？他们会不会打压不利于他们政治立场的科学发现？
当科学遇上或夹杂了政治，科学兴许就不完全是科学家说了算的了，游离于科学之外的口水战似乎也在所难免，而这样的口水战，即使是科学共同体外的人，人人都可插上几句，媒体更是定然不会放过扇阴风点鬼火的机遇。最近，几位气候学家与国际著名同行评议杂志《环境研究快报》(ERL)就打起了一场疑似这样的口水战。
雷丁大学Lennart Bengtsson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气象研究所前所长）和其他4位研究气候的科学家于今年2月向ERL杂志投了一篇论文，ERL杂志基于同行评审意见，于3月中旬作出了拒绝发表该论文的决定。
Bengtsson等人不抛弃、不放弃，又要求该杂志在其“视点（Perspective）”栏目发表该论文，杂志编委会——负责所有“视点”文章的评审，在4月上旬也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该论文还是如前面同行评审意见所说“有错误”，而且太长，超过这类文章的正常长度。
Bengtsson教授对评审结果不服，一气之下将“内幕”捅到了泰晤士报，该报于5月16号在其头版发表了文章：Scientists in cover-up of “damaging” climate view。从文章标题看就明显偏袒Bengtsson教授。
Bengtsson论文的主要论点是：气候对温室气体可能远没有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在其去年九月的报告中所声称的那么敏感，应开展更多的工作以“减少潜在的不确定性”。这明显挑战了IPCC之前的观点——如果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加倍，则全球平均气温将上升4.5℃。
一份同行评审专家在其意见中写道，他强烈建议不发表该论文，因为它“没什么帮助”（less than helpful），“实际上是有害的（harmful），因为它为过于简单化的‘错误’主张开了先河，而且会让气候怀疑论者变得更恶劣。”显然，评审意见透露出这位评审专家是气候怀疑论者的对立者。
而Bengtsson教授是劳森勋爵顾问委员会布莱比气候怀疑论者智囊团成员，至少从组织上看是一位气候怀疑论者，以Bengtsson教授在行当内的名气，审稿人应该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这样看来，评审是否科学、客观，是否带有政治倾向，至少是值得怀疑的。
这就难怪Bengtsson教授向泰晤士报捅“黑幕”：审稿人阻止他的论文发表，就是因为审稿人对气候科学的不同观点不容忍；“气候领域目前的问题是，一些科学家正在把他们的科学角色与气候活动家混淆在一起。”臆料科学发现有可能被气候怀疑论者用来加强他们的观点就建议毙掉论文，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表明科学正逐渐被政治观点所影响。
他进一步指出，现实从来跟不上[计算机]模型，因此，如果有人提出要对世界经济体系做重大改变，那么我们必须要有更可靠的信息。
泰晤士报虽然有自己的判断，但明显也相信了Bengtsson教授的一面之词，它强硬声援Bengtsson教授：对气候怀疑论者的欺凌必须终止（Bullying of climate sceptics must end）。
它的这一声援，其实也证实了Bengtsson教授就是一名气候怀疑论者。泰晤士报说，Bengtsson教授的主张让人想起了2009年发生在英国东英吉利大学的“气候门”事件：一些科学家被控操纵数据，伪造科学流程来支持他们有关气候变化的说法，以压制在至关重要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预言的批判。
Bengtsson教授本周退出了劳森勋爵顾问委员会布莱比气候怀疑论者智囊团，因为他感觉受到了他所谓的来自学术界同行的麦卡锡式压力。劳森勋爵是前保守党总理，他认为其他气候学家所施加的压力的确令人震惊，完全堪称麦卡锡主义。据说，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发来短信，也支持Bengtsson教授。
令人——至少令发过论文者——不解的是，Bengtsson教授如果真是只为发表论文，为什么不针对审稿人的意见从科学上进行反驳，而是通过向公众揭穿学术共同体的人为“黑幕”企图获取学术共同体外的大众支持？科学难道是靠嘴巴说的？支持的人越多越正确？有人在网上评论说，Bengtsson教授不应该把学术争论捅到学术共同体外的大众媒体上去。
但可以想见，Bengtsson教授如果不这么做，他会如此快速地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吗？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家伙的这一招如果不是自学成才，定是向中国贪官的情妇们学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把共同体内的事情捅到共同体外（例如网络和媒体）去，是获得胜利或解恨的最有效和最见效途径。
这不，泰晤士报的文章一出，ERL杂志连同它的出版商英国物理学会（IOP）便不得不第一时间回应了。
回应方式当然是首先发表一份声明，证明自己程序正当、立场公正。声明详细说明了Bengtsson教授论文的投稿、评审过程和该杂志的编辑标准。声明说，Bengtsson教授的论文被拒，并不是如他所说不能容忍他对气候科学有不同观点，而是因为论文“有错误，在我们看来对本领域不会有大的促进。
”Bengtsson教授曾经在本杂志发表过论文，而泰晤士报在其头版文章中，只从审稿人的评审意见中摘取“不一致”、“没什么帮助”、“有害”等字眼，是断章取义。声明辩称，编辑部挑选的两位审稿人具有最高水准且是国际学术界值得尊敬的成员，无论从审稿人还是从杂志角度看，Bengtsson教授的稿件被拒仅仅是因为其内容没有达到杂志要求的高标准，而与“行动主义（activism）”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声明还说，编辑部正在等待其他审稿人的意见。
编辑部公布的一个审稿人的审稿结论，在我看来真是灵验至极。审稿人说：“我把论文对本领域的潜在影响级别定为高（high），但我必须强调，这将是强烈的负面影响（a strongly negative impact）。”Bengtsson教授论文的影响不“高”不“强烈”吗？他的论文的“高”影响和“强烈”影响甚至已经突破了本领域，而且由“潜在”立马变成了“显著”。
至于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审稿人斩钉截铁的断定看来是不算数，估计一时也难有定论。不过，任何科学发现，只要扯上政治，便有了立场，所以也就既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又有那位牛B审稿人审得了或审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