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过阿里札达的人说，那里的霞光是最美丽的，霞光中的土林是最迷人的。而对古生物学家而言，土林中的动物化石是最珍贵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邓涛根据最新一次札达考察记录写成的《西行札达——发现冰期动物的高原始祖》（下文简称《西行札达》）有些特别。
这里记叙了一群古生物学家别开生面的一场旅行，沿途除了有古生物化石，有藏羚羊、岩羊以及古格王国的远古遗存，还有霞光中披着僧袍的修行者以及飘扬着的天籁梵音。
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在青藏高原上的几个盆地找到了一些动物化石。2001年，科学家沿着前辈的足迹进行新一轮的考察。2006年以后，终于将目光锁定在了札达这个神奇的地方。札达，意为“下游有草的地方”。
它的南缘就是喜马拉雅山，几百万年前，山脉迅速抬升，分化也越来越强烈，因此，札达的湖盆里堆了很厚的沉积物。邓涛说，相较于大湖盆，从边缘到中间沉积物是倾斜的，小湖盆的沉积物堆积是水平的。直到有一天，象泉河从盆地穿过，切开了重重地层，形成大面积的露头和优良坡面。方圆近几百平方公里的札达盆地，满眼望去，都是高低错落、形态各异的“土林”。
得天独厚的地层保存条件，让札达盆地也成为了古生物化石的富集区。团队相继发现了最原始的披毛犀和雪豹，还有札达三趾马、雪山豹鬣狗。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也让他们找到了第四纪冰期动物群、现代青藏高原动物群和北极动物群最初的起源地。邓涛以为，“正是这些发现，吸引着我们一次又一次回到那里”。
然而，每一次出发又总是矛盾重重。高原反应常常让人夜不能寐，更让团队担忧的就是感冒问题。
一旦诱发肺水肿，需要及时治疗，更重要的是，好不容易计划的行程，随时可能终止。好在，原给人走到世界尽头的感觉，已经被相对更便利的生活设施所替代。搭帐篷、打手电，住车马店，一个月不洗澡的日子，难得再遇见。如今，有网络、有热水，卫生条件也提升了，此外，从拉萨到阿里已经大路宽广，阿里甚至有了自己的机场。每一次到来，这座神圣的高原总有新的变化在等着他们。有些变化，似乎也让邓涛感到一丝丝担忧。
“日喀则市内的变化大极了，越来越像一座内地的县城，没有什么特点。”但转念间，他还是释然的，“城市的变化让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我们依然看得到他们的坚持。”
信仰让这个地方的文化与自然始终安然相处着。透过书中的照片可以发现，喜马拉雅鼠兔是生活在那里的一群萌物，它们常常在公路上蹦窜。邓涛说，车队的藏族司机为此极其小心，生怕轧到他们。
有一次，司机看到一只受伤的鼠兔无法跳过一个坎，就把车停下来，帮助他们越过障碍，通过马路。还有一回，由于司机的误判，不小心轧死了一只鼠兔，他的内疚之情，大大超出了队员的想象。“也许在普通人看来，他们的行为有些不可思议。但正是这种对生灵的敬畏，使得他们即便在生活最为困难的时候，也绝不会主动伤害野生动物。”邓涛说，因为他们，我们才有机会再看到成群的藏羚羊、藏原羚。
更让邓涛感动的是，沿途所在村落依然坚持用传统的石材和手工工艺建造家园。藏族的男人们排好队型，用很小的工具一点一点夯实房顶，好似遵守着某种节奏，嘴里还高唱着只属于他们的歌曲，那声音就是天籁。藏族的女人们，衣衫风吹日晒，变成了土黄色，但从那依稀可见的花纹中，你却能看到千年不变的美学传统。即便是家中为你斟茶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杯子，也是沿袭了他们一贯的雕刻风格。
“透过《西行札达》，我们可以体会到，现代化的发展并不必然要牺牲文化的传承和对自然的保护。”邓涛认为。
邓涛儿时的梦想，是到动物园去当熊猫饲养员。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一张古生物专业学生在海滨潮间带生物实习的照片吸引了他，便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个专业，从此投身山野。直到现在，邓涛依然认为，做什么不重要，要去做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一次野外考察，都让他觉得无比的快乐。在《西行札达》中，各个队员的形象都被邓涛记录了下来。也是通过这些描述，至少可以改变人们对于古生物研究枯燥、无聊的印象。
按照邓涛的说法，队员们可以说个个“身怀绝技”。原来的地质地层是个连贯体，但由于地球变化非常剧烈，地层被打乱得面目全非。“这就好比一个瓷盘，摔坏了，还被人不断地踢上几脚。而我们要找到蛛丝马迹，把他们完整复原，简直跟破案侦查有一拼。”邓涛表示。而除了本职工作，队员们有的精通植物，有的对鸟类如数家珍，甚至只听声音便能辨别品种，还有的对佛教艺术品具有很高的鉴赏能力。
因此，一路上在象泉河边观鸟，在樟木镇观赏植物，在古格王国的废墟中寻找几个世纪前的壁画和造像……习惯于发现世界的他们，总是忍不住要去探个究竟。
在邓涛看来，能够善于观察是他们的幸运。“遗憾的是，观察并不是大多数人喜欢做的一件事。”人们对于知识的追求变得过于功利。但是，认识自然也很重要。至少，走在观察的路上能让你感受到快乐。通过《西行札达》，也许读者能够体会，生活还可以有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