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有所谓“西学东渐”一说。公元16世纪，意大利人利玛窦用西方科学与艺术敲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西方思想、文化、科技，如语言学、地理学、数学、天文学由此源源不断传入中国。而近年来，我国高教界也出现了一股“西学东建”潮。在东部地区兴起的办学大潮中，不乏西部高校的身影。例如，兰州大学南通基地、西安交通大学苏州研究生院、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以及电子科技大学刚刚在湖州成立的长三角研究院等。
它们在东部地区成立校区、研究生院、研究院等，进行相关的人才培养或科学研究工作。这样一股潮流被人解读为“西学东建”。
不久前，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直属高校“十四五”基本建设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高校“坚持服务大局、支撑引领。把学校发展放在国家大局下考虑，围绕四点一线一面，谋划实施重大项目，强化战略支撑能力”。
一方面，教育部鼓励重点大学服务国家大局，并没有禁止西部高水平大学到东部发展，另一方面，教育部也鼓励高水平大学支援西部高等教育。与之相应的，则是西部高水平大学纷纷“出走”，到东部发展。
2017年底，西北工业大学密集调研江苏太仓。随即，2018年初，西安市政府出台了21项举措全力支持西工大发展。“这更像是‘最后的挽留’。
”西工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地政府一个最大的担心就是“西安高校的‘老二’——西工大跑了”。但对于西工大而言，“留下来一成不变，走出去搅动各方利益、获得发展机遇，为何不去？”就在当年的1月和6月，西工大最终还是迈出了与太仓共建长三角研究院、太仓校区这一步，此举被校内外人士视为“妙招”。
太仓毗邻上海，到上海虹桥机场仅30多分钟路程。
818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虽不大，却是江苏省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的重要发展中心。当地政府提供太仓校区的全部建设费，实现了真正的“拎包入住”。而此时的西工大，刚刚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受挫，科研经费、项目安排、“双一流”升降级均受影响。在太仓，西工大结合当地产业，部署了民航、软性电子等全新专业，体现了学校的一种思路——新校区、新学科、新方向。
寻求“东建”的西部高校还有很多。比如在兰州大学，一部分人对于20多年前未去珠海办学仍旧“意难平”。不过在2014年，该校还是迈出了“东建”的步伐——在江苏南通设基地，进行专业硕士培养。本世纪初，西安交通大学先后开办了苏州研究院、苏州研究生院，并由苏州研究院配合西交大及合作伙伴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在苏州筹建了西交利物浦大学。2006年5月，西交利物浦大学获批准并招生。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向来在学科评估、高校排名等方面“你追我赶”。最近，两校又在研究院的开设上“赛跑”。今年2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广州研究院落户广州开发区；4月和6月，电子科技大学与浙江衢州、湖州政府分别签订协议共建长三角研究院（衢州）（湖州）。
“‘西学东建’是一种潮流，虽是高校个体行为，但从某种意义上受到国家政策的激励。”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说。《通知》要求“重点大学要服务国家大局”。周光礼对“大局”作进一步解释，就是服务于国家的“四点一线一面”建设，“四点”即雄安新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一线”是“一带一路”沿线地带，“一面”指西部地区。
这表明国家在政策层面并没有规定西部高校只能服务西部。为了解决办学资源的问题，到经济活跃的地带去办校区、研究生院、研究院等，吸收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源，于西部高校而言也是一种选择。“这种现象反映了高等教育在市场与计划的博弈中，市场更占优势、吸引力更大，也可以说是计划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二者关系没有大的变化，‘西学东建’还会继续下去，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说。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西学东建”现象的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欧文的教育实验时得出结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人的全面发展的唯一方法。”一旦教育无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便会产生流走的可能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学东建”大多发生在陕西、甘肃、四川等西部省份高校，而不是新疆、西藏等更西部省份的高校，这是为什么呢？
在北京大学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萧国亮看来，除了后者办学实力相对落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陕西、甘肃、四川等西部省份是典型的“移民”省份。上世纪50年代，出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的担忧，不少高校、科研院所学习苏联迁往西部，出现了有名的“三线建设”。老一辈人就此扎根当地搞建设，但是内心仍然渴望回到教育条件相对较好的东部。
其中，“移民”最密集的三座城市便是西安、兰州、成都。而今，它们也成为“西学东建”大潮中最活跃的三座城市。有意思的是，西部高校“东建”多选择长三角地区，并不是它们不想去珠三角等地，“而是珠三角已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前期占领’，想要分一杯羹的难度较大。”萧国亮说。
之所以瞄准长三角，还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心在于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长三角地区在这些产业依然有相对优势。在经济学范畴，教育属于第三产业，其产业发展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只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第三产业。在某些西部省份，产业发展相对落后，高等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负担”。某西部省份主管教育的副省长曾表示，西部省份办教育就是办经济。
“西部养不活那么多人，办教育就是让这些人到其他地方就业，把他们送走后，当地的就业负担也就减轻了。”而东部地区的产业已发达到一定程度，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后劲，必须依靠高等教育。正如周光礼所说，“高等教育在东部是资源，不是负担，而在西部仍是负担，不是资源”。
留在本地办学，西部高校下一步可能面临着办学经费与现实发展的矛盾。有媒体报道显示，陕西省“十三五”期间，省财政厅对部属高校的“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进行专项支持的资金仅安排了12亿元。反之，东部地区吸引高校则一般采取“拎包入住”模式。在东部，办学的经费均来自当地政府，不用花高校自己的经费再培养一支教师队伍，对于西部高校而言何乐而不为？
周光礼指出，东部地区对西部高校来说，还有一重更大的吸引力——东部设有校区、研究生院或研究院，能吸引一流学者加入。他们虽留在东部工作，但发论文、搞研究挂的却是西部高校的名字，在各类评估、排行榜上，本部的排名就会快速上升。同时，该做法还能使西部高校收获品牌影响力。
以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为例，在哈工大尚未南下之前，这所老军工高校在南方名气不显，但自从南下办学后，哈工大的品牌影响力迅速扩展到了珠三角，为后续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就业提供了方便。
此外，还可以在经济相对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收获一批校友资源，不定时地为母校捐款。因此，单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东建”是西部高校寻求发展、突破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之一。
“西学东建”成功不易。作为异地办学的一种形式，西部高校的东建之路远比东部高校艰难。比如兰州大学。早在本世纪初，珠海等发达城市就向兰大办异地分校抛出“橄榄枝”。“全校师生都很振奋，可就在谈得差不多的时候，项目突然夭折了。”曾在兰大工作的教师陈宏（化名）说，学校转而支持渝中县夏官营镇空军基地，就此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兰大“东建”的决心不改。
2014年，兰大南通基地落成。校址位于通州湾，离南通市区约70公里，学生到火车站至少需要3小时，然而离上海、苏州等地却很近。教师从本部打“飞的”到南通集中授课一段时间，又飞回本部；图书馆资源匮乏，见导师极其不便；住宿与技校学生混住……2018年，兰大宣布撤离南通基地，将学生接回本部时，学生们一阵欢呼，一时间还造成本部宿舍资源的紧张。
“兰大并不是没有机会往外走，只是每到发展的关键时刻，总会有诸多权衡，让位于国家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建设。这是东部高校异地办学没有遇到的情况。当然也与自身管理僵化、观念保守等有关系。”陈宏说。西部节奏慢，东部节奏快。有人打比方说，在西部，一场酒局能喝一晚上，而在东部一晚上能喝三场。在做事风格上，西部人按部就班，而东部人勇于开拓。
“倘若‘西橘东枳’，在东部一味照搬西部办学模式，注定难以成功。”别敦荣说，“‘西学东建’要适应当地水土，不能仅凭一腔热情，也不能只看重市场，而是需要一支真正懂经营会管理、有开拓精神、能适应东部地区文化生态的团队。”事实上，兰大“东建”失利后，不少人为它惋惜，甚至觉得它应该“更大胆”一些，到杭州、苏州等新一线城市开拓办学。
在别敦荣看来，要办好“西学东建”这件事，还需要一位关键的人物，即一位既熟悉东部又了解西部，且是校长级别的领导，可以在政府、高校与市场之间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他既了解东部文化，又对东西部都有感情，能迅速与地方打成一片。当然，这一切最关键的还在于高校要找对市场与教育之间的结合点，与当地产业紧密结合。
这种结合至少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填补空白。
如遵义医科大学，该校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本科院校——大连医学院。2001年，遵义医科大学在珠海设校区，填补了珠海市医学本科院校的空白。第二种模式是强强联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见长。广东数字经济规模最大，产业超4万亿元。双方共建的西电广州研究院，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发力建设。
第三种模式是错位发展。如电子科技大学宜宾研究院结合宜宾和四川省数字经济科研、产业发展需要，建立与本部基础研究相联系又错位发展的互动机制。
教育公平交给谁做。在很多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西部高校纷纷出走，西部人才培养的重任又该由谁承担？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禁止东部高校挖西部高校的人才，前者还要支援西部高校的建设；另一方面，西部高校纷纷“出走”东部寻求发展，困在原地者举步维艰。长此以往，优质教育资源大量外流东部，带来的问题是东西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更加不均衡。
采访中，专家们均表示这一问题“不可避免”。但是，西部没有太多产业，却有成果、有人才，在当地“消化”不了。用政策“捆绑”人才并不是长久之计。萧国亮指出，我国常用政策代替法律实施管理，一些校领导对政策的熟悉程度也远超过了法律。事实上，“西校东建”的问题更应该交给法律，只要别越过法律边界，这种行为就无可指责。
教育部历来对异地办学采取不鼓励、不支持的态度，并且严格禁止异地办本科。
2019年，教育部在官网答复政协提案时表示，原则上不审批设立新的异地校区，由此衍生出各种形式的异地办学形式，如研究生院、研究院、基地、培训机构，多打的是政策“擦边球”。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西学东建”办本科的少，多开办研究生院、培训基地等。这与教育部对本科办学控制较多、管理更严，而对研究生教育、科研管理相对较松有关。
这导致有高校以建设教育科研基地之名，开办各种培训班，此举的好处在于不占各种正规办学的招生指标，受到的约束较少。
在周光礼看来，追求均衡、公平应该由政府来操作，而其他事情则应交由市场决定，也就是政府对西部高校到东部办学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让它们通过市场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他指出，目前，各种“帽子”称号落在个人头上，加剧了西部人才流失，为东部高校精准“取”才提供了方便。
参照国际惯例，人才称号不是“帽子”而是“椅子”。“椅子”搬不走，不因人才流动流失；“帽子”属于个人，会因人才流动而迁移。在这种逻辑下，国家应在西部高校设置更多“椅子”，人才想要去“坐椅子”就必须留在西部，离开西部跳槽去东部，或到东部所办的校区、研究院、研究生院任职，就不能再坐这把“椅子”，以此来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别敦荣指出，针对“西学东建”加剧的资源不公平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要“管”，但这并不代表着要将异地办学的高校“赶回西部”。西部一些地区有需求、市场，还有潜力。这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投入，鼓励或吸引本地高水平大学做好扎根本地的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项目，它是陕西省和西安交通大学落实‘一带一路’、创新驱动及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台。
陕西省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为西交大在西安乃至西部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重大机遇。”别敦荣说，这样的尝试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