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在东部某高校从教多年的学者王伟（化名）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青海，成为了当地某省属高校的一名教师。王伟之所以回到家乡任教，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青海省公布了一项高端创新创业人才专项计划，对于加盟青海省内高校且符合一定条件的学者，授予“昆仑英才”称号，同时给予一定的支持条件。在王伟回到青海的这段时间，通过该项计划，王伟发现身边的新面孔多了起来，但作为一项省级人才计划，公众对其知之甚少。
然而就在不久前，青海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纸公告，却让该计划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公告称，青海省撤销39名“昆仑英才”学者的称号，同时做出追回科研项目经费、追回奖金、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理。在我国，各地区制定各种人才计划，并对入选学者冠以一定的头衔和“帽子”的现象并不少见。
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教授张雄在2018年两会上就曾指出，当年全国仅以名山大河、地域命名的各类学者称号（如泰山学者、三秦学者）就有50多种。主管部门取消某些人才头衔也并不稀奇。如2015年就曾有新闻报道，截至当年，山东省累积取消了40名“泰山学者”的称号，并收回相关支持资金1180万元。
但需要注意的是，山东省的行为主要是由于相关学者未能通过年度考核，而青海省此次取消“昆仑英才”称号的原因，则在于很多学者未能履行到青海当地工作的要求。根据媒体报道，此次公告涉及的39名学者中，有3人是因为违纪违法行为而被撤销称号，而剩余的36人全部是由于“未到岗履行义务”或“在聘期内或项目执行期内擅自变更工作单位”而被取消称号。在王伟的印象中，此类事件并无先例。
“一般而言，在某地获得‘帽子’的学者，在被外地高校或科研机构挖走后，所获头衔往往不会被撤销。”王伟表示，这就造成了即使学者已经离开了服务地，但其所获“帽子”为其带来的学术利益并未因此消失，由此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所谓“帽子学者”的“赢者通吃”现象。“从这个角度讲，此次青海省的行为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我们在对待人才头衔的问题上要逐步回归理性。”王伟说。
对此，长期关注高校教师流动问题的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刘进也表示，过去人才帽子的取消大多具有惩罚性质，一般是由于对方出现严重的学术不端。比如，南京大学对学术不端教师梁莹的处罚中便有类似条款。然而，此次青海省对于中途离职的教师撤销学术头衔，的确可以为其他高校，尤其是西部高校带来一些启示。
至于该举措可能带来的影响，刘进坦言，一方面，这种做法当然有利于促使地方性人才称号的使用回归规范化，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唯帽子”现象产生部分纠正作用。但另一方面，西部高校通常会利用这些称号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在此背景下，这一措施可能也会出现某些负向影响，即优秀学者会因此对加盟西部高校产生犹豫。“类似现象在此前我国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回国的工作中就曾出现过。对此，西部高校也应有所注意。”刘进说。
尚待保护的权利刘进的担心，此前就有人提及过。早在2014年，教育部在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禁止东部高校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学者。对此有意见认为，对于西部高校长远的人才战略来说，该内容不但不会起到保护作用，反而挖了一个“大坑”。“试想，如果没有该政策，即使有高端人才抱着将西部高校作为‘东进’跳板的心思，毕竟还会在西部‘忍’几年。
但该政策出台后，深知一进西部便不得脱身的高端人才，还有谁敢踏进这些学校的大门？”当时就有教师在网络上如此发声。对于此次青海省撤销离职学者“帽子”的行为，王伟也直言，“我们注意的只是离职的那些教师，但不要忘了，青海省自实施相关政策至今，已经吸引了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在提升当地高等教育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王伟表示。
以王伟所在的高校为例，作为青海省属院校，该校近两年申请国家基金项目的数量有了大幅度提升，而这些项目的执行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便是通过相关人才计划引进的。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重要问题，教师离职流动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对于这种行为，西部高校的“容忍度”应该有多大？对此，刘进表示，高校教师流动是不可避免的行为，西部高校也不例外。因此，对于人才的正常流动不必太过紧张。
但如果教师是在履行合同期间离开，则涉及到违约乃至诚信的问题，西部高校一定要根据相关制度维护自身权利。“比如，此前有学者在离职时，还会把在原高校获得的各种资源、项目乃至人财物都带走，由此也造成了很多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刘进表示，在这方面，我们尚缺乏对知识创新和知识发现本身的约束，而不仅仅是对人的约束。“比如，规定学者如果违约离开，其此前的所有实验数据和实验结果均不得再发表，由此对失信行为进行约束。
”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如果某西部高校学者被东部高校挖走，西部高校是否可以参考环境保护中的“生态补偿”概念，要求挖人高校支付一定的人才培养费用，而不仅仅是对被挖学者本人进行惩处。“在这方面，西部高校不能只有情绪的表达，而应该充分利用规则保护自身权利。”刘进说。需要警惕的趋势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于西部高校支持力度的持续加大，西部高校对于外来人才的奖励力度也在提升。
以王伟为例，在他被引进回青海高校后，当地便依据规定，给予其20万元的配套资金及其他很多政策福利。而据他所知，目前相关的奖励金额已经提升至40万元。“这一数量相较于某些东部地区高校当然还存在差距，但以西部的发展水平而言，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竞争力’。”王伟说。然而在刘进看来，西部高校大举引进人才的背后，存在一种需要特别引起警惕的趋势，即对东部人才的过分“讨好”。
在这种趋势下，西部高校的某些人才引进行为被他形容为“饮鸩止渴”。“具体而言，在人才引进的过程中，某些西部高校的制度和评价标准存在过度‘优惠’现象，由此导致的问题便是很多在东部高校难以‘出头’的学者，可以在西部高校轻易获得‘帽子’，并由此抬高‘身价’，反而给他们创造了出走的机会。”刘进说。据刘进和同事们的观察，曾出现过某些在东部高校的讲师在被西部重点大学聘任后直接获评正教授的事例。
“这可以算作是一种职称的‘通货膨胀’，也是西部高校‘讨好型’人才政策的具体体现。”而东西部高校在人才评价标准上过大的差异，一方面导致某些教师在西部高校通过职称或“帽子”快速获得议价能力，致使校方的管控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当有一天东西部高校的人才评价体系彻底断裂后，西部高校反而更难招到真正的人才。“因为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的人才，你所谓的教授到东部可能连副教授都评不上。如此，西部高校何谈发展？
”刘进说。这种现象的苗头似乎已经出现——不久前，西部某原“211工程”高校宣布新任校长人选，当选者在此前仅仅是东部某重点高校的学院院长……“在人才引进的问题上，高校当然需要有打破传统的勇气，但这种突破是要建立在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国内外人才流动潮流的基础上，并按人才内驱力来进行的。除此之外，无论是政策的过分软化还是过分教条，都不能适应新时代人才流动的要求。这一点对于西部高校而言，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刘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