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走过28个年头的两院院士评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活动中，有一家国立研究所曾9次成功入选。这样的“中标率”并不常见。它就是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遗传发育所是如何做到持续不断地产出有分量的成果的？其保持科研“青春”的秘诀又是什么？
位于北京中科院奥运村园区的遗传发育所可追溯至1959年成立的中科院遗传研究所，2003年，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实施背景下，其由原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及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三股力量融汇而成。这段历史决定了遗传发育所面向我国农业和人口健康的重大战略需求以及生命科学前沿两大“主战场”开展研究。
为了开发利用边际土地，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中国粮，遗传发育所农口的科学家不仅将一项项前沿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刊，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放眼望去，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的重度盐碱地里像铺着厚厚一层白色晶盐，几乎看不到植物。但自2018年遗传发育所中科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基地运行以来，这里上千亩的重度盐碱地很快就变绿了。
在生命健康领域，戴建武再生医学团队在临床上首次实现人类子宫内膜再生修复，诞生世界首例“再生医学宝宝”；税光厚研究组建成迄今最全面的人类眼泪脂质组数据库，可用于部分眼疾的早期临床诊断；在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学家已创立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动物模型和灵长类模型，对多种神经精神疾病的机制研究展开攻关。
一个科学家、实验室或是研究所发展的生命线是什么？“科研是个持续不断向前迈进的活动。”李家洋如是回答。在他看来，是否能保持科研活力，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能否持续地提出和解决新问题，增添新的科学知识；能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出贡献，解决重要的问题；能否持续培养或造就一批又一批的领先科学家，让人才队伍不断优化。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截至2021年底，遗传发育所共有92位创新研究组组长（PI），形成了年龄结构比较优化的老中青科研梯队。对这些PI，杨维才坦言：“所里会给一个基本保障，可以开门做事；但要做大事，还得去外面争资源。”
相互支持是个传统。担任遗传发育所科研与发展部部长的田志喜仍记得最初从一名博士后转为青年PI、独立领导课题组时的压力和焦虑。“一名青年PI刚进所时可能会面临各种训练不够充分的情况，比如很难快速找准自己的方向和特色。压力之下，可能会像摊大饼一样，各个方向做一点，摊得很大。”他坦言，自己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梳理出课题组的研究方向。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遗传发育所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并打造出国际合作的新范式。2014年，中科院与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JIC）共建了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CEPAMS）。与以往中科院和其他国外研究机构独立建所的合作方式不同，该中心探索了一种“跨两国三地”的新范式，分别在遗传发育所、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与JIC设立了3个园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