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BIS）出台了一份针对“敏感技术和相关产品”（sensitive technologies）的出口管制框架，并开始对这一框架进行为期一个月（截至当地时间12月19日）的面向公众的意见征询。
在这份框架中，包括合成生物学等新兴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微处理器、先进的计算技术、量子信息和传感、机器人、脑机接口等14个类别的科技前沿，被美国BIS认为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高新技术”，正考虑对这些关键科技领域通过出口管理条例（EAR）进行管制。尽管这还只是一个征询意见稿，但其涉猎领域之广、出口管制之严引起了海内外广泛的关注。
若一个月后该框架真的得以通过，这将成为美国对技术出口最严格的一次管制。同时，该框架虽然没有指向具体国家，但从当前技术市场的格局和进出口现状来看，如此举落地，受影响最大的将会是中国。出乎意料的是，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相关领域专家的声音，传递出的信息不少却是积极的。清华大学教授、微电子学研究所所长魏少军直呼美方此举是“神助攻”。
在11月19日下午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芯’未来——未来科学大奖与清华大学联合学术报告会”上，面对记者“美国此举是否会刺激中国半导体产业自主发展”的提问，魏少军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我觉得会激发我们在这方面投入更多、（未来）发展可能会更快。我们欢迎这样的‘神助攻’，挺棒的”。
知名非官方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全国理事会副理事长、高级研究员张国斌也认为这对中国反而是好机会，“首先这还只是征询意见，不是最终决定，所以不用紧张；另外，万一美国真的禁止这14类技术也不是什么灾难，反而是好机会——美国给我们本土IC公司指明了产品开发方向，大家尽管搞国产化吧”。“我非常认同‘西方不禁运，中国不发展’。”张国斌说，“如果什么都能买到，自己必然什么都做不好。
只有买不到才能下功夫研发，才能最终赶上和超越。”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陈怡然也在微博上公开表示，这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尤其是AI企业是重大利好，但他并未就此进行详细解释。同时，也有专家认为，美国科技产品不到中国市场应用，在全球市场衰退形势下，等于给了中国企业靠自我创新发展建立良性循环的时机，同时也打击一直靠“贸工技”模式发财的大批“山寨”企业。
具体到半导体技术产业，魏少军告诉记者：“美国如果进行技术出口限制，自然会对我们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别忘了，中国可是美国半导体产品的最大买家。设置这种障碍，美国损失可能比我们还大，我觉得美国人不会采取这种杀敌八百、自伤一千的做法。”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芯片进口额创纪录地超过2601亿美元，其中超过90%的高端芯片产品采购自美国。
中国发明协会理事和中国半导体协会常务理事、华山资本创始人陈大同在回答上述提问时谈道，11月19日此事一发生，他收到的第一条来自硅谷的同学的评论是：“这14条是想把硅谷搞死？”“14类前沿技术中相当部分（技术延伸产品）最终的客户是中国，许多要做硬件、产品化，所以如果一封了之的话，几乎就是双刃剑，损害这些技术公司太大的商业利益。
”陈大同说，“现在（很多领域）都是一个全球化的产业链，大家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中国是不少美国科技公司最重视的市场之一，限制技术出口损害的是中美双方的利益，该征询文件中也提及“出口管制可能对美国此类技术的发展产生影响”。事实上，自“中兴事件”以来，许多美国芯片公司中国区高管都变得提心吊胆，生怕美国政府哪天突发禁令。
“如果突然有禁令禁止我们向中国出口某些品类的芯片，我们在中国区的营收就会断崖式下跌。”一家美国知名芯片公司中国区高管在面对媒体时如此说道。不过，多位受访专家也表示，倘或美国商务部BIS此番真的祭出“七伤拳”，其在短期内带来的冲击不可小觑。“我个人虽然认为如果美国加强限制的话，可能会更多地推动国内自主造芯的运动，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些限制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
以‘福建晋华事件’为例，我们在芯片制造的许多高精尖仪器方面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清华大学电子系一位要求匿名的教授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如光刻机、薄膜沉积等关键精密设备，目前依然处于被外企垄断的局面。10月29日，美国商务部突然发难，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福建晋华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实施紧急禁售令，禁止美国企业向后者出售零部件、软件和技术产品。
这是今年继中兴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半导体企业实施的第二例禁售。美方随即在11月上旬对福建晋华提出最高超过200亿美元的罚金——这或将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历史天案”。生物技术领域则可能面临着其他的麻烦。“我跟实验室的成员聊了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如果（BIS技术出口管制）得以实施的话，短期内是会有冲击的，甚至一些科研实验都很难开展了。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监事长、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昌增益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美国对技术出口的这一限制，其潜在的影响不容轻视。可以想象，如果管制令使得国际间正常的科技合作都受到影响的话，长此以往，各方开展合作的信心也会受到打击，从而直接影响技术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进程。除对技术发展进程的阻碍外，技术出口限制还会对投资与人才交流造成影响。
咨询公司荣鼎咨询于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美投资已经有明显下滑趋势，创下7年来新低；此外，人才交流也会受到明显的限制。但昌增益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国际交流如此便捷的信息时代，美国想一刀切地限制并不容易。事实上，时至今日，生物技术领域的合作非常频繁和普遍。
今年6月，昌增益当选国际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联盟（IUBMB）执委，成为担任该国际学术机构执委的首位中国大陆学者，任期为2018~2021年。他认为，他当选执委这件事就反映了近年来我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科技工作者参与国际合作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安虹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即便美国“神助攻”，倒逼我们自主发展，但自主创新“谈何容易”。
“做自主可控的道理谁都明白，但实际做起来又都被眼前的利益所羁绊。”安虹说，自主可控的国家利益，不能被企业、科研单位或个人的局部利益所绑架。她对记者说，其实国家近年来的科技投入很大，各级政府也越来越有钱，但是“都用来干什么事了？”安虹认为，自主创新的症结，在于我们在人才培养上下的功夫不够。“就拿超算来说，中国超算的希望在于我们已经意识到应用软件生态的重要性，在于我国培养过硬的下一代超算人才。
”安虹认为，美国人并不怕我们拿多少世界第一甚至戈登贝尔奖，怕的是中国超算的人才崛起。“超算技术有很强的技术创新带动作用。”安虹说，十年前的超算技术现在已经用于桌面、智能终端和大量的嵌入式系统，同样的道理，现在的超算技术也会出现在将来的桌面和智能终端上。“我们的教育要告诉学生这些事，我们的课程体系要做这样的前瞻性设计。”安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