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疫情之后，我们对知识、文明、自然、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认识，必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影响极为深远。其中之一便是大家对当代美国的认识发生重大转变，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美国在疫情中的表现感到难以理解，甚至匪夷所思。美国是世界科技最发达、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结果却是全球因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对此，各种解释很多，有个认可度极高的观点是，反智主义在普通美国人中盛行，不相信科学和专家，是惨剧发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美国是民主、自由与科学的“灯塔”，现在怎么变成反智“堡垒”了呢？从疫情中的表现看，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是典型的反智主义者，他怎么能得到那么多美国人的支持呢？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美国人”（real American）的代表应该是马斯克，而不是特朗普。
但疫情表明，特朗普才代表大多数普通美国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美国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名著《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解答了这个疑问，他认为，反智主义在美国是有传统的，并非当代才如此。
传统的美国观包含态度未经审查的虚假“美化”，就像人们很容易忘记马斯克才是美国移民，而不是特朗普。《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在英语知识界非常有名，可以预计的是，新冠疫情会让它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名。应该说，该书非常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美国的反智传统由来有自，深植于美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这本书主要是从宗教、政治、商业与教育四个方面，追溯美国人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对智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反智态度的起起伏伏。
霍夫施塔特非常清醒地指出，反智并不完全是敌视，而是某种爱恨交织，并且反智情绪亦是在变化当中，而不是持续高涨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反智起伏中，美国知识分子总体上被美国民众接受和认可。也就是说，美国智识史并非无知与知识的简单斗争史，反智主义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细节与张力。关于智识和知识分子，霍夫施塔特坚持经典观点。要注意，他所理解的反智并不完全等于反科学、反专家。
在当代，知识分子以专家身份说话，反智与反科学、反专家出现某些重合，但他认为智识（intellect）不同于聪明（intelligence），知识分子拥有的是智识，而专家拥有的是聪明，两者的不同主要在于智识不是实用性或务实性的。并且，反智也不等于反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反智就是反对知识分子。谁是知识分子？霍夫施塔特界定的知识分子是拥有智识的人，而不是某些职业人士如教授、律师、编辑或作家等。
知识分子当然要有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智识”，因为有知识不一定有智识。归纳书中对知识分子的“零散意见”，霍夫施塔特想表达的主要观点包括：智识是一种怀疑主义的批判性心态；知识分子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虔敬精神；知识分子自命为社会价值观的捍卫者；知识分子有捍卫理性、正义与秩序的使命感。
因此，霍夫施塔特说的“知识分子”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即保持与社会的某种疏离的某些知识群体，与类似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福奇的专家是有差别的。
但是，福奇在疫情中与总统、民众的意见不一致，又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具备霍夫施塔特所称“知识分子”所需要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如此界定知识分子之后，大家更能理解美国老百姓的反智情绪了。众所周知，美国立国者多数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坚持民主制而不是精英制，显然民主理想逐渐实施的结果便是他们自己摘下王冠——的确，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尤其是在这次疫情当中。
在宗教家看来，智识缺少温暖的情感；在政治家看来，智识拔高精英；在商人看来，智识没有实用性；在教育家看来，美国教育应该是平民教育，目标是培养合格公民，而不是智识精英。因此，反智在美国的土壤就很肥沃了。我倒是觉得，知识分子应该成为旧时代的概念，今天的知识人不过是多元社会的一员，不可能再要求特殊的地位——无论以什么名义，真理的名义也不行。今天所有的社会成员多少都有些知识。
因此，大家都是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各有所长，各有所好。尤其是，自然科学家要明白这一点，新冠疫情再次说明，科学只有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适用条件才有真正的可行性，狂妄自大的唯科学主义不符合科学精神，甚至可能成为某种伪科学。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霍夫施塔特也承认，不用把智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看得太高，因而反智主义不可能消除，也根本没必要消除，并且程度合理的时候对社会进步和民主制是有益的。
不过，展望未来的时候，他仍然很有些“酸味”，用了诸如“知识分子的悲剧性困境”“俭朴而刻意的孤寂”“不可归类的风格”此类的词。窃以为大可不必，当代批判性最大的特点是总体化批判被操作性批判所替代。通俗地说，如今社会复杂到如此程度，即宏大叙事式的批判实际上变成维护既有社会制度的“手法”，或者让人们失去进取心的“毒药”，社会进步积累于点滴的小批判中，比如小区业委会针对物业公司的维权活动。
一言以蔽之，今日知识人想保持批判性，就要出现在每一个需要检视、反思和总结的现场，而不是以“书斋理论”的名义指手画脚。我认为，美国反智传统的养成，离不开西部拓荒与“牛仔文化”，霍夫施塔特对此涉及极少。牛仔不读书，大多是不识字的硬汉（tough guy）。在著名的西部片《豪勇七蛟龙》（1960）中，有个牛仔觉得自己的枪快过对手的刀。
试了一次，大家都说他的枪慢。他感觉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受辱了，明知要死于刀下，坚持要比试，结果被一刀扎中胸口死去。在西部旷野中，仇人相见，拔枪互射，快意恩仇，如果此时有人上前理论一番，“科学地”讨论一下价值观问题，简直不敢想象。在某种意义上说，牛仔们的“社会批判”是最彻底的，可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是最反智识、反理性的情绪化行动。
在美国平民心中，牛仔形象无疑非常重要。在美国，“缺少男子气”属于很损人的辱骂，特朗普对于自己是否表现得像个硬汉就非常在意。血管中流淌着牛仔之血的美国“骄傲男孩”，基本上都是反智主义的拥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