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常印佛，在合肥逝世，享年93岁。常印佛长期从事矿产地质勘查和研究，先后参加和主持过多项大型勘查和科研项目，在地质科技管理和政策制定方面作出贡献。他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地质工作，只要身体允许，他都亲自赶到各地开会、考察。他曾以诗明志：“此身许国无多求，乐在图书山水间。”
重视野外工作的理念伴随常印佛一生，即便当选为院士后，只要有机会他仍亲自到野外，放大镜随身必带，每到一地都会用它仔细端详岩石。他把野外当作课堂和实验室，从那里发现真正的问题，也从那里捕捉解决问题的线索。如今虽已年登耄耋，但常印佛依然在为揭开地下秘密搜寻宝藏而不遗余力地发出光和热。
1931年7月6日，在江水流泽的江苏省泰兴县，一户常姓耕读世家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常家已三代单传，父亲给孩子取了意味深长的名字“印佛”，希望他心念里能有佛家的某种境界。小印佛的童年有幸福也有苦难。父母对家中唯一的孩子十分宠爱，尤其是师范毕业的母亲不仅给了他最初的启蒙教育，更以严格家教帮他养成了良好的性格和生活习惯。抗日战争爆发后，社会动荡，小印佛留在家中随母亲学习四年。
1940年，因父亲在抗战后方染痢疾辞世，他便与母亲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同年，泰兴沦陷。常印佛的小学与初中是在日寇的统治下度过的，他亲眼目睹了中华同胞遭受欺侮和压迫的深重苦难，忆起当时情形，他依然颇为痛心：“在政治上，是群魔乱舞，暗无天日；在经济上，是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在文化上，则是一片沙漠。”他意识到，国家贫弱才会招致侵略，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现状，让国家富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常印佛很早就从长辈和老师口中知道了泰兴当地的两位名人丁文江和严爽。丁文江是我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领导了中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研究工作；严爽则是著名的采矿和石油工程专家。他们为寻找祖国的宝藏作出了贡献，都是科学救国理想的践行者，也是泰兴当地妇孺皆知的英雄。常家与丁、严两家还有些姻缘关系，母亲也常教导他要向二位乡贤学习，职是之故，他对地质学产生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与其结下了最初缘分。
在清华大学地质系学习，为常印佛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华有来自全国最优秀的同学，也有得天独厚的师资，在教授常印佛专业课的老师中，有10位后来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如袁复礼、张席褆、冯景兰、孟宪民、杨遵仪、池际尚、涂光炽等等。经过三年学习，1952年毕业分配到安徽铜陵321地质队。清华是常印佛为科学救国梦装上翅膀的地方，也是他扬帆远航的起点。
常印佛在野外工作。
实践出真知，李四光曾有一句名言：“地质科学的源泉在野外。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理论！”这也是常印佛奉为座右铭的一句话。地质学的公理化程度相较其他自然科学为弱，许多规律性认识需要从大量地质现象中总结，这就要求地质学家具备很强的野外工作能力。
常印佛来到321队后，成为一名地质队员，在最初三年里，他几乎把地质工作的所有工种都摸了一遍：看管钻机、岩芯编录、区域测量、地质普查与勘探、协助队长编写勘探报告等等。他有近半时间在野外度过，先后到青石山、贵池铜山、湖北繁昌等多地做地质普查填图，并迅速成长，锻炼出了野外独立工作的能力。
1955年起，常印佛调至华东地质局有色金属办公室工作一年，随后又重返长江中下游野外一线，先后在374队和321队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工程师，直到1964年底。如果从毕业算起，常印佛在长江中下游从事野外一线地质工作近12年。
其间，他参与了铜官山铜矿的勘探和外围普查，发现（部分参与发现）和探明了狮子山铜矿、凤凰山铜矿、贵池铜山铜矿、黄山岭铅锌矿等一批大、中型矿床和矿产地，为铜陵有色金属基地和长江中下游“工业走廊”的确立提供了资源保障。他还率先组织实施了我国最早的1：5万地质调查（铜陵幅），不仅极大提高了这一成矿远景区的地质研究程度，还树立了大比例尺地质调查工作的技术典范。
到30岁左右，他已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质地貌、多种矿床类型及分布了如指掌，积累了丰富经验，为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令常印佛深感幸运的是，他的“文革”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度过，那时的他先后被派往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做地质援助工作。受地质部借调，常印佛担任援越地质专家组组长，在老街一带寻找铜矿，并直接负责新权铜矿床勘探和外围普查工作。
经过研究，他否定了原先认为该区矿床是矽卡型矿床的看法，弄清楚了实际成矿过程。专家组以新认识指导勘查工作，大大地增加了储量及远景。援越地质专家在老街地区的勘查工作，总结了当地铜矿成矿规律，在主要规模的找矿远景方面具有较大贡献，地质报告获得越南政府高度认可，为越南矿产开发和经济建设贡献了力量。常印佛作为援越地质专家组的负责人，作出了较大贡献，在项目结束次年获得越南国会颁发的二级劳动勋章。
援越工作历时三年多，专家组在完成援助任务后回国，当时国内正值“文革”浪潮汹涌，而常印佛很快又被地质部借调到阿尔巴尼亚担任地质成套援建项目技术总负责人，经过简单的政策学习，即飞往海外。在阿尔巴尼亚，常印佛作为援阿地质大队总工程师，负责全区整个项目的地质技术管理和指导工作，另外还直接负责米尔迪塔铜—铬矿带中铜矿的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和分布规律的研究。
在他所负责的成矿带内，经过实际调查，推翻了原先对地形构造的认识，找到了符合实际的控矿规律，并扩大了矿产储量。中国援阿地质大队经过4年多努力，圆满完成援建项目任务，所做工作被阿地质总局局长誉为“样板性的工作”。回国前，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兼总理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1985）率政府代表成员举办宴会作饯行和感谢。
次年，常印佛获阿尔巴尼亚政府授予的一级劳动勋章，以此表彰他在援阿地质工作中作出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常印佛先后担任安徽省地质局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兼副局长。这是他学术的总结阶段也是开创阶段。他在总结多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把认识提升到理论高度，并写成学术论文发表。另一方面，他也开始主持许多大型科研项目，包括全国首批跨省区划项目、科技部“七五”和“八五”期间开展的两轮长江中下游隐伏矿床预测科技攻关项目。这些地质科研的大手笔都取得了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在1985年地质部在太原召开的固体矿产普查会议上，常印佛代表安徽省地质局发言。他首次提出把全国矿产普查工作的发展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积极倡导遵循由浅到深，由“点”到“面”再到“体”的地质认识规律，指出在当下技术和方法手段允许，且工业开采能力有长足进步的条件下，应向深部找矿，并建议在重要成矿远景区开展立体地质填图。会后，他率先在铜陵、大冶矿集区开展了立体填图试点研究。
深部找矿理念的提出与国际同步，揭开了我国地质矿产工作向深部进军的序幕。
常印佛多年的劳动成果获得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1979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80年代又先后获“地矿部成果一等奖”（两次）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并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称号。
1991年，因其在矿床学、区域成矿学和找矿勘探学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创造性的理论发现，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也是当年唯一在省局系统内当选的地学部委员。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常印佛因其在工程科技领域作出的杰出成就，被从科学院直接遴选为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获此殊誉者仅30人，地学部仅2人。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21世纪初，由于国家矿产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过分依赖国际市场，使得全国固体矿产普查工作经历了15至20年的萧条期。为改变此种窘境，常印佛与其他院士一起呼吁，国家应加强对地质工作的支持，开发本国资源，确保国家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并提出具体对策和办法。伴随着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的凸显，国家终于在2006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使地质工作焕发青春。
近年来，全国地质工作呈现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但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地质体制亟待改革，地质萧条期留下的问题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地质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亦有待完善等等。常印佛对这些问题都作了冷静的思考，深入分析了全国“三勘”（勘查工作、勘查单位和勘查队伍）的历史与现状，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进入晚年后，常印佛更多地是为地质工作提供指导和建议。
虽然现已年登耄耋，但常印佛仍然关心着国家的地质工作，还有许多好的想法与建议，他仍会风尘仆仆地赶到各地开会、考察，还常到地质一线山水中去。他不知疲倦，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