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科技部的统计显示，47.3%的（国家主体科技计划）课题成果得到了转化。2016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基于905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截至2014年底的全部有效专利数据测算出，高校专利许可率2.1%、转让率1.5%，科研单位专利许可率5.9%、转让率3.5%。2015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劲团队通过对全国682所高校进行专项问卷调查测算出，“高校近5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平均估值为17.6%”。
不难发现，近年来，业界对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高低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比如“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指标的计算就受到多方质疑，始终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日前，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围绕“科研成果转化之痛，谁之过”这一主题展开讨论，邀请了来自学术界、企业界、政策界、投资界等领域的专业人士，融合思辨，跨界探讨如何打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痛点、堵点。
今年年初发布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18》指出，科技成果转化是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
2018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40周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梁正将我国近40年来的主要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分为四个阶段：起步发展（1978—1988年）、全面深化（1988—1998年）、加速发展（1998—2008年）、重点突破（2008年至今）。
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主办方拿出了一组调查数据：73位科研人员中有26位认为，自己所在单位的科技成果转让收入占科研收入的百分比极低（不到5%），还有16位科研人员对此表示不清楚。一方面国家政策层面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对具体的转化收入却不知情，难道“科技成果转化”真是一个伪命题？
对此，赞同者认为，我国当前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并不高；反对者则认为，科研成果涉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彭思龙不仅回应了梁正的反思，还引入自己的思考，“科研人员参与创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总结罗列了20多条，其中7条已经被前人总结归纳为‘七宗罪’”。这“七宗罪”分别是，实验室的产品大多时候不具备转化的可能性、产品变成商品是非常艰难的、专利归属权不明、“技术控”得不到市场青睐、资本和股权的纠结、个人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陷阱。
美团点评技术学院院长刘江一针见血地指出，“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看拿到技术成果的企业最后能不能凭借此技术在市场上立足，并持续发展。”正如彭思龙所说：“技术要变成产品，最后还要变成商品。”刘江觉得，产品和商品都需要与市场匹配，这恰恰不是科研人员主要考虑的事情。“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是有缺陷的。”彭思龙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企业大部分科研素质不高，接不住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
科研人员创业的尴尬就在于，下游企业接不住，上游技术推着，上层政策拉着，所以才导致创业成功率不高的怪象。
尽管科研人员创业成功率并不高，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汪玉还是成功了。2016年，汪玉团队凭借自主开发的深度学习加速器及网络压缩优化技术，合伙创办了北京深鉴科技有限公司。两年后，该公司被国际半导体巨头赛灵思收购。汪玉对“应该做什么样的研究”有着自己的思考，为此他还专门制作了一张包含大学、科研院所、政府、教育培训等机构的关系图。
梁正构想中的未来科研方向有三种：第一种是使命导向类，不管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要解决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和现实问题；第二种是市场需求类，随着企业的发展，一定会对技术提出更高的要求；第三种是自由探索类，通过不断拓展人类认知的边界，解决人类未来面临的重大不确定性问题。“40年前，我们讨论科研成果行不行的问题；今天，我们讨论科研成果转化痛不痛的问题。
希望大家未来齐心协力开展产学研攻关，40年后，我们可以讨论科研成果转化够不够的问题。”一位来自网络安全领域的参会学者提出了一个美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