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4年的主要工作，措施确实出了不少，但我们在科技体制改革上真的拼了吗？这种“拼”和我们的现实期待相一致吗？无论参会的代表、委员，还是社会各界，似乎都有不同的理解。《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无疑是去年“科改”的信号灯。从《方案》自印发至今已经过去数月，接下来，《方案》将怎样落到实处，却令不少代表委员既期待又困惑。
具备哪些条件的科研管理类事业单位可以有资格被改造成项目管理专业机构？国家科技计划全面整合成5大类，调整过程中如遇到部门间利益冲突的问题，是否有可能阻碍整合的进程……由此看来，科技界似乎纠结在困惑与期待的情绪中，静候改革的“发令枪”响起，准备大步前行。就社会各界而言，一直以来，社会预期与科技“深改”的步子之间似乎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与此前期待的大刀阔斧相对应，管理部门小心试水、缓步慢行、瞻前顾后的现象和心理似乎更令人印象深刻。不可否认，改革本不会一蹴而就，任何变革成效也总与社会预期存在差距。而弥合这种差距，既不能贪多冒进、不切实际，也不能裹足不前、消极懈怠。
必须看到，既有科技体制的弊病已经严重阻碍了科技创新和成果产出，国家尤其科技界盼望改革出实效的心愿前所未有的炽热强劲，箭在弦上不能引而不发，如何“稳准狠”地命中目标，确实需要超常的智慧与勇力。今年两会，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姚檀栋给出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贵族气质。“做科研就得有贵族气质，不为吃穿用度操心，不用疲于奔命，能心无旁骛地想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然而，当姚院士的观点一经在科学网发布，机智的网友们却一语道破了现实的残酷：“下个月房租还没着落呢。”近些年，中国科技界越来越有钱了，可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一边是手握大笔经费，产出成果平平的“土豪”，一边是跑资金跑项目，为生存而奔命的“寒士”。在科学家人数日益增多的中国，拥有贵族气质，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可以埋头扎进实验数据，可以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的科学家，还当属凤毛麟角。
贫富差距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3月1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高鸿钧指出，近年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增加，但基础研究比例不足5%，仅仅是发达国家比例的1/4。在他看来，基础科研领域的长期亏空，正是导致我国原创能力和氛围不足的根本性原因之一。在为期10天的政协会议上，几乎每一次界别讨论中，记者都能听到呼吁“加大经费支持”“稳定经费支持”的声音。
每个声音里，都有“广厦万千，寒士欢颜”的愿景与期盼。而科研贵族，这个尽管暂时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存在，也远不只是院士一个人的向往。去行政化到底是要去掉什么？或许去年以来发生的几件事能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评奖，意味着科学研究受到怎样的评价。这对科研人员而言，是一件大事。两会召开前不久，“透明计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事件使科技奖励制度成为议论的焦点。
中国计算机学会发文“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级科技奖励评审”，一时舆论哗然。行政力量在另一种“评选”中的干预也多被诟病。院士，代表国家的最高学术荣誉。可每到两年一次增选季，“跑院士”这个词就在圈内热起来。所幸从今年起，两院均对院士增选细则进行了修改。行政力量的干预绝非仅仅涉及科研成果、科研工作的评价，这种力量几乎无处不在。
记者日常采访中，经常听到科研人员讲述科研经费报销难、“三公经费”一刀切带来的诸多麻烦。比如，科研经费的“事前审批”制度，科研人员要在研究尚未开始时“预知”未来研究的内容以及经费如何花，再加上把科研经费当成行政经费来管的方式，都是“逼良为娼”的节奏。而在教育界，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并享受行政级别的做法已成惯例。近期部分大学校长频繁更换的新闻，更让公众对于高校“行政化”滥觞有更真切的了解。
“要遵循科技创新的规律，”科技部部长万钢在3月11日的记者会上提出，这事实上为“去行政化”指明了方向，转变职能、简政放权、让科学教育回归其本质，无疑是根本所在。“人民币改版可反腐”、“产假延长至三年”、“对于城市打工者而言高铁票太贵应降价”、“过年休至正月十五”……这些提案议案，一经提出总是会充斥各类媒体，激起唾沫无数。
当我们看完这些让人感觉“Duang，Duang”的提案，也不禁为这些提案的新颖与丰富而感到高兴。诚然，一些提案、建议经媒体报道后未必全面，有的还比较笼统、空泛，存在可行性、操作性上的缺陷。但如果仅仅把它们视为两会期间的花边新闻，而忽略了其建言献策上的智力努力，特别是针对公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的回应，则有买椟还珠的嫌疑。由此，对于这些提案，更应该持鼓励态度。
毕竟，只有发现问题，承认问题的存在，才会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要形成解决问题的新政策，不应只是简单地达成共识。针对同一问题，在共识之外，需要聆听多一些不同见解，在思想碰撞中达成政策设计、操作的最优化。更为关键的是，提出这些建议的代表委员们所关注的问题，往往是更“贴地气、体民情、惠民生”的问题。
代表委员在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活动中，如何评价其履职表现，不在于看他们请示、汇报、表功的能力，而在于看他们挑刺、质疑、建言建议的能力。表达上有冲突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做利益上的冲突。只有在正常渠道和环境下展开充分的利益博弈，才是形成公平合理的公共利益的必经阶段。由此，期待代表委员表达更为多元、尖锐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