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下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国铁路总公司考察时说：“我每次出访都推销中国装备，推销中国高铁时心里特别有底气。”“总理卖高铁”一时成为焦点话题。其实，自去年以来，“中国高铁”已是国家领导人出国提及的高频词汇。密集的“高铁外交”为中国铁路技术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同时也为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觅得了良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认为，中国学术强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基础，否则“走出去”就是无本之木。国际知名科技出版商爱思唯尔也看到了中国高铁出版的潜力。在今年8月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上，励德爱思唯尔集团中国区政府关系总监张玉国透露，爱思唯尔很快将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中国高铁”系列。
张玉国认为，近年来中国的科研实力上升飞快。从学术论文的发表数量来看，从2004年开始，十年间中国的学术论文发表量迅速攀升到国际第二，仅次于美国，约占全球全部学术论文的15%；从质量上看，2013年，中国C9高校联盟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频次和科研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日本的RU11（日本顶级高校联盟）。
中国科研竞争力不断增强为中外出版机构在科技出版“走出去”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早在2012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就与爱思唯尔签订了“大飞机出版工程”版权输出协议，一次性输出“大飞机出版工程”五种精品学术专著的英文版版权。与如今的高铁出版一样，“大飞机出版工程”在当时引起了不少关注。
科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单亭近几年也在操作出版“走出去”的国际合作，对中国当前科技实力变化对出版“走出去”的影响有着切身感受。在合作中，单亭发现，现在的国外出版商主要对中国科技实力较强的领域或有一定中国特色的科技领域感兴趣，这些领域的出版合作也比较顺利。
近年来，包括科技类出版社在内的整个中国出版行业都在进行转企改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说，“出版行业生产能力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与其匹配，所以‘走出去’是必然的，特别是大的出版集团都把‘走出去’当作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社长韩建民看来，当前的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必须要讲求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仅要积极开拓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还要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郝振省认为，中国科技出版与中国整体出版“走出去”在面临的问题上有一致性。“从版权输出和引进的比例上来说，差距虽然大大缩小了，但我们输出的不少出版物在国外的市场份额却很不理想；从区域结构上看，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走出去’多在中国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国家等华语圈内打转，这几年我们走进发达国家份额在不断加重，但规模化和高质量的输出还处于刚起步阶段。”
邬书林说道，“如果这400多万研究人员作出的成果是高水平的，并且是按输出规范作出来的，那就是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如果反过来像现在这样学术腐败、互相抄袭，好的论文拿到国外去发表，就无法提升中华民族当下的学术文明规范和道德。”
郝振省认为主要是国内的一些科研评价体系的导向需要调整。“现有的某些评价标准实际上要求科研人员在国际知名刊物上发表论文，才能获得某种资质。这样，国内一流的科技文章往往首先会发表在国
郝振省尤其提到了国内的“数字出版四大名旦”：同方知网、万方科技、龙源期刊和重庆维普。“我国的科技期刊占所有期刊的一半，这四家数字出版机构在技术渠道方面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科技出版‘走出去’的目标。他们通过将发表在刊物、重要会议和论坛上的知识经过数字化处理，变成数据库，通过搜索输出给客户，将知识产品销往全球。”
单亭表示，“数字出版，无论你想不想做，它都是今后出版的发展方向。”在电子出版方面，单亭的团队也在探索新的“走出去”模式。“现在我们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把我们科技类图书的目录、简介等放在苹果的推荐上，iPad或iPhone用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我们出版社，并进行下载。”
郝振省将基于数字出版技术的按需出版看作未来科技出版“走出去”的新方向。按需出版，就是根据确实的需求，再组织图书生产，是先售卖，再生产。“学术出版是按需出版最适合的图书门类之一。”郝振省解释道，“基于长尾理论，按需出版最适合以小众读者为对象的长销书，这正是学术出版的特点。按需出版突破了实物出版‘走出去’的时空限制，一本起印，先销后产，以销定产，解决了库存和退货问题。”
不过，在科技出版“走出去”方面，郝振省并不认为数字出版能够完全替代传统的实物出版。“未来，还是应当多种‘走出去’模式并存。在与我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接近的邻国进行贸易时，以实物出版物直接打入这些市场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我们正处于数字出版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