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领中国科技事业进入“春天”。40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不断攀升，其背后的动力和支撑是一条同样走过40年的科技体制改革道路。这一路，从国家最高战略到基层科研单位，从科技规划到科技投入，从人才评价到经费使用，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从科研机构到企业，我们一直在不断探索、总结、完善和提高。
为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由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技政策专业委员会和《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暨2018年科技政策专业委员会会议”于近日在天津市科学学研究所召开。
十八大之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迈入新阶段，科技体制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改革“四梁八柱”主体架构已经确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从党和政府科技战略与政策、国家科技组织系统、科技规划等宏观方面，国家科技计划等中观层面，以及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等微观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近5年来，我国宏观层面科技管理的协调性有所改善。在中观层面，国家科技计划提到了党和国家的改革日程上，这个既得利益“硬骨头”终于得到了“壮士断腕”的改革，取消了各部委直接管理国家科技计划的权力。微观层面体现在5年来我国在激励措施和评价导向上进行了大量改革。
总之，我国科技体制在“三观”上仍然存在很多的“难题”和“大事”。在新时代，要坚持以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为指导，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和人才第一资源，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推进世界科技强国建设。
1978年，随着“科学的春天”到来，国家开始大力重视基础研究，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有了较大增长，我国的基础研究工作开始具备相对稳定的支持和研究环境，在此后的二十年左右，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有了长足发展，开始和西方逐步接轨。
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国家对科学研究的导向有一定变化，从比较重视基础研究转向偏向技术和应用科学。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对原始创新能力认识的逐步深化，大力发展基础研究成为共识。未来，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应当进入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的阶段，打通创新价值链上游到下游的全链条。
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大致可分为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过程体系、内容体系以及政策组织体系三个维度，三个维度对应着不同的支撑政策。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政策体系的建构过程可以用“自上而下，强力推动”来概括。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内容的特点是“梯度效力，完整有序”。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组织体系的运行样态为“三层架构，各有侧重”。
从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和专利申请授权三个关键指标来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加强。中小微企业发展迅速。尤其是“双创”政策实施以来，我国中小微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许多科技型中小企业建立企业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少数企业进入国际领先行业，甚至进入创新“无人区”。
通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在一些科技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变为“并跑者”，甚至是“领跑者”。部分企业研发投入规模进入全球“第一集团”。企业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化的知识配置大幅增加。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中国企业在研发投入效率、国际竞争力、高技术对外依存度等方面离创新型国家还有差距。一些新问题成为制约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枷锁，比如东道主国政府不希望重点领域的核心技术外溢而导致部分发达国家收紧外资准入政策；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的水平低的问题将更加凸显；企业国际化人才匮乏；逐步进入创新“无人区”的企业后发优势逐渐消失、试错成本大幅提升，将面临内部管理、外部环境等多方面挑战。
为了解决上述新问题，我国针对企业的科技政策可以尝试以下调整：一是优化政府投入结构，适当增加政府对通用知识和基础研究的创新投入；根据政策对象的不同发展阶段分类引导；政策导向逐渐从“优惠减免”向激发“内生动力”转变。
二是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政府提升“服务型”功能属性，拓展企业获取科学技术知识的渠道；政策着力点要从创新链“前端”拓展到“后端”，引导企业集成技术、资本、人力等资源；为不同技术路径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三是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更加便利条件，为企业国际科技合作提供良好环境。
鼓励企业立足自主研发，提高与国际领先企业、科研机构的合作谈判能力，加强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为企业提供更多在职员工定向培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