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催生了考古学，地质学和生物学激活了考古学，而如今现代科技的全面介入，促进了考古学的飞速发展，使之从‘冷门绝学’升华为‘热门显学’。”近日，在中国科学院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第六期高端学术沙龙上，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教授王昌燧如是说。确实，随着基于自然科学的各类技术在考古研究中有效应用，对于考古学而言，科技考古已成为和考古发掘同等重要的基石，“手铲释天书”也因之失去原初意义。
1949年美国科学家利比建立的碳十四测年方法，使考古学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使其从定性描述升级为定量表述的学科。绝对年代的准确测定，有力推动了环境考古、陶瓷考古、冶金考古等考古学各类分支的发展。王昌燧说：“科技是考古学的重要推动力。”一辈子从事科技考古的他，见证了我国科技考古独特的发展历程。他表示，最近40年，中国的科技考古已逐渐成为世界科技考古的热点。
国际上，早期的科技考古主要聚焦于无机文物的起源、工艺和矿料来源。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重视以及得天独厚的考古遗存，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陶瓷考古和冶金考古水平已稳居世界前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步辐射光源等大科学装置不断助力文物考古的前沿研究，产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成果。
进入21世纪后，一方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厚远关于粟、黍和狗尾草植硅体的清晰鉴别，使我国粟作农业考古和稻作农业考古成为国际研究热点；另一方面，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为考古学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展现出喜人的前景。其中，蛋白质组学方法尤其受到科技考古专家青睐，其在有机残留物分析方面的应用，总能给人惊喜。
王昌燧指出，古DNA技术的问世，有力推动了人类起源和迁徙的研究，相关重大成果的捷报频频传来。考古学主要研究人类的发展史，显然，唯有多学科协作，方能探讨这一极其复杂的体系。而古DNA研究则是探索人类起源、进化和迁徙的关键手段。
近年来，我国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科学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全面应用同样硕果累累。可以说，没有发掘就没有考古学，没有科技也没有考古学。
王昌燧表示：“虽然我国的考古成果受到特别关注，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与国际的差距，即我们的科技考古多为应用研究，罕见基础研究。”他强调，现在的重任是要把科技考古发扬光大，而只有特别重视基础研究，科技考古的水平才能有质的升华，才能居于世界前列，否则，我们在方法上永远处于追赶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