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小书《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今年下半年，国内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题为《无用知识的有用性》。最近，励讯集团（RELX）公司事务总裁、爱思唯尔（Elsevier）董事长池永硕向大家推荐了这本书，因为关于基础研究的价值，没有其他书比这本书阐述得更清楚、有力了。
这本小书只包括两篇文章，中译本不足百页。缘起（也可以说核心）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1939年发表的同名长文，而以现任院长罗贝特·戴克格拉夫阐释、拓展该文的长文作为前导文。两位院长的亲身经历、历史经验和雄辩论述，使这本书顿增说服力。
弗莱克斯纳提出，从实用的角度看，科学（在本书中，科学、知识几乎等同于基础研究）是没什么用处的，而且也不需要以有用性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人类沉迷于科学，就像诗与艺术一样，能够获得其他方式无法带来的强烈满足感。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浮夸些”，将书名译为“科学的无用之用”。
不过，弗莱克斯纳笔锋一转，指出人类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却衍生出了意想不到的用处，因为它是应用研究、试验开发的基础，恰如麦克斯韦、赫兹之于“无线电之父”马可尼。固然，并不是实验室中的一切工作都会转变成用处，但是看似无用的知识累积到一定阶段就会带来科学的突破。不必担心所谓的“浪费”，因为比起有朝一日的重大功用，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科学家探索宇宙奥秘的驱动力绝不是实际的功用，而是强烈的好奇心。
所以，弗莱克斯纳创立普林斯顿高研院后，只是给科学家提供优裕的条件、宽松的氛围，打造“学者的天堂”，而不给予任何“职责”，但他依然有充分的理由怀抱希望——高研院产生的无数影响世界的成果，就是弗莱克斯纳的理念的完美诠释。
戴克格拉夫拾起弗文的时间线，直指核技术革命和数字化革命都起源于高研院，分别可以追溯到最初入院的爱因斯坦和冯·诺依曼。关于原子核的学术论文与验证数学定理的计算机，看起来都是努力得来的无用之物，但都带来了技术和生活方式的颠覆性变革，甚至重塑了世界秩序。曾经被戏称为“男孩物理学”的量子力学，现在也已成为关联着美国30%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显学了。
他进而将研究划分为应用研究和“尚未得到应用的研究”，前者解决迫在眉睫的短期问题，后者实现带来巨大进步的长远目标，只有两者合理组合，才能使科技创新形成完整的循环。本书英文版于弗文发表70多年之后出版，高研院现任院长戴克格拉夫又拿出来检视，正值特朗普治下大幅削减政府的基础研究经费，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戴克格拉夫还特别指出了由于短视导致的企业研发经费的下降，如今再难出现产生过众多诺贝尔奖、促成晶体管和激光的发展以及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的贝尔实验室了；而大学的基础研究经费也被产业导向的实用研究大大挤占了。
这本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是，要正确看待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看待科学与技术、商业的关系，看待科学带给人类精神的“至乐”。
在科研经费投入总额上，我国虽然已经排名全球第二，但是仅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2.19%，前15位都找不到我们的名字，而我国科研人员的比例就更落后了。具体到基础研究，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占科研经费比例略高于5%，远低于美国（16.9％）、英国（16.9％）、日本（11.9%）、法国（24.4%）等国家。
在科技管理和资助体制上，如何在国家和研究机构的科研规划与科学家的自由探索之间求得一种平衡，如何将长远目标与短期目标结合起来考虑，处理好有用与“无用”的关系，都急需我们以制度和文化的方式去完善。有时候，多一些宽容包容并不是对科学家的恩赐，而是对科学家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尊重，也是对自己受制于智识壁垒的傲慢的克制。
戴克格拉夫引用《纽约时报》在弗莱克斯纳逝世时的社论来评价他：“在他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对这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福祉的贡献能够超越他。”相信科技体制的管理者、研究者读了这本书，一定会大有收获，是为国家，也是为科学。诚如《新科学家》上的书评所说，科学不是为了光耀或拯救文明，而是为了创造一个值得拯救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