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有科学家致力于他们自身研究的传播，第一个应该是伽利略，教会绝不会原谅他选择用通俗拉丁文而不是更加晦涩难懂的拉丁文来撰写著作。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从事科学传播活动的意愿发生了变化。19世纪是（科普）最有利的世纪之一，特别是在英格兰。开始于1826年，包括随后的20多年里，迈克尔·法拉第每周五晚上都会在皇家学院举办的讲座中向拥挤不堪的公众阐述最新的科学进展。
然而，在20世纪的前十年里，科学家开展科普活动的激情已经急剧下降了。1928年，担心会影响其即将到来的皇家学会会员提名的朗塞洛得·霍格本让他的同事海曼·利维装作是他的著作《大众数学》的作者，这是一本成为了全球畅销书的科普著作。到了20世纪80年年代，公众参与科学研究活动才出现了大规模的复苏。今天，全球大多数优秀科普图书都不是“翻译人员”撰写的，而是由科学家本人撰写的。
只要想一想理查德·道金斯，安东尼奥·达马西奥，史蒂芬·霍金，爱德华·O·威尔逊，贾雷德·戴蒙德或者路易吉·路卡·卡瓦利-斯福扎就知道了。即使抛开这些科学明星不说，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也决定开始尝试这项新的工作了。实际上，不管其学历以及作用，每个人都有可能被要求对其研究或者整个研究领域进行讨论或者评论。
这其中的原因各异：他（她）可能要对记者的要求进行回应，参与某个正在探讨的议题，对某个展品或者某档电视节目提供协助，申请某个学位，同利益集团的发言人或者游说者进行谈话，向企业、当地机构或者其他可能提供经费的人展现自己的研究工作，或者简单地同其所在机构的新闻办公室有效地合作。在卡尔·萨根被拒绝几年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迁。
实际上，如今科研机构本身，比如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以及美国科促会，都要求其成员（同公众）探讨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这不再被当作是浪费时间了，相反，在某些情况下公众参与被看做是一种“义务”。
这些机构中的一些，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英国研究理事会已经出台了传播之南，还有一些成立了新闻办公室或者聘用了从事传播的工作人员，提升各种类型的活动，包括具有教育功能的网站，纪录片，科学表演和研究中的志愿服务。还有一些，比如美国神经科学学会，甚至组建了专业团队来致力于帮助科学家同普通公众进行交流。
越来越频繁地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对于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或者即将参与科学研究的人提供科学传播方面基本的培训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在英国大多数研究委员会都会给他们的博士生提供几天有关于传播与媒体方面的培训，而大学里也提供相应的课程，比如伦敦大学学院。在美国，科促会和科学家公共信息研究院就是这方面的两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