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事业中老师的传道授业、提携奖掖，学生的尊师重道、赓续薪火，同道的惺惺相惜、协作共进，是科学家群体情感世界最津津乐道的，留下了诸多美谈。民国时期被蔡元培誉为“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的丁文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的两次“哭”即诠释了上述情感。第一次是因为他的学生赵亚曾。1929年11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技师兼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在云南昭通考察时遭遇土匪、不幸被害，年仅30岁。
赵亚曾当时是我国地质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他从北大地质系毕业才6年，进步飞速，学术上已崭露头角。赵亚曾被害，给爱才如命的丁文江打击很大。据地质学家黄汲清回忆，就在赵亚曾被害后不久，他与丁文江在贵州大方县会合，只见丁文江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一直哭了十多分钟，在众人劝慰下才停止，容颜上像老了10岁，脸上皱纹增多，说话声音也显得苍老。第二次则是因为他的同事、地质学家翁文灏。
1934年2月，翁文灏在前往浙江长兴考察油矿途中发生车祸，头部受重伤，不省人事，被送往医院。第二天胡适从报上得到消息后，便去告知丁文江。当时丁文江正因身体不适住在协和医院，得知消息后，他默默无言、双泪齐下。随即他不顾自己的身体，执意请求医生让他南下去看望翁文灏。从丁文江的两次哭，不难体会到他饱含深情的怜才、惜才、爱才之情。
再谈一个启蒙老师与学生的故事，这位老师是一位盲人，名字也几乎要湮没在历史中了，但他启蒙了一位卓越的学生——近代原子论的提出者、英国科学家道尔顿。这位盲人叫高夫，他三岁时因患天花丧失了视力。道尔顿从小因家庭贫困没受什么教育，十几岁便在一所寄宿学校担任管理员，在那里他认识了大他9岁的高夫。高夫虽是盲人，但掌握了多种语言和自然科学知识，被道尔顿称为“科学造诣的奇才”。
在高夫的启蒙和引导下，道尔顿踏进了自然科学的大门，并养成了记录气象数据的习惯，一直坚持了57年。苏联三位物理学家约飞、卡皮查和朗道，则是“患难见真情”的诠释者。1918年，24岁的卡皮查从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工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同时他加入了苏联物理学家约飞创办的物理技术研究所。不成想，在接下来的1~2年内，他的儿子、妻子、女儿和父亲先后死于流行病，卡皮查陷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
为了让卡皮查走出人生的低谷，约飞想了很多办法，给卡皮查办理了护照，带他去英国拜访卡文迪许实验室。此去关山万里，未负青云之志。在约飞的推荐以及卢瑟福的关照下，卡皮查不但留在了卡文迪许实验室，而且一待就是13年，等他回到苏联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了。其实，刚到卡文迪许实验室的卡皮查有些受宠若惊，因为“卢瑟福总是对人极其关心，对下属则更是如此。
我一到他的实验室，便深深地感受到他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卢瑟福还告诫他，不要在下午六点后留在实验室工作，因为那样将没有时间去思考。他们两人的关系很融洽，卢瑟福的外号“鳄鱼”就是卡皮查给他起的。最后提一下戴维与法拉第的关系，两人可以说是互相成就了对方，不过后来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戴维慧眼识千里马，是他发现了法拉第，让其从一名订书匠踏进了皇家研究院的大门。
特别是戴维1813~1815年的欧洲大陆之旅，法拉第作为科学助理随行。这次旅行开阔了法拉第的视野，铺就了其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道路。随着法拉第声名日隆，戴维对其态度也发生了变化。1824年，在法拉第入选皇家学会之际，戴维试图阻挠，但并未成功。尽管如此，法拉第一直对戴维早年的提携心存感恩，他后来写道：“在我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之后，在科学交往方面我和汉弗莱爵士（戴维）的关系与以前截然不同了。
但是，每当我遵循他开拓的道路前进时，我总是对他深怀敬意，并对他的才能钦佩不已。”法拉第对戴维铭感不忘，其境界与格局，卓然而立。